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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召開清談會，還親手解下懸掛於帳帶的麈尾與之對談，直至半夜三更興盡方散。

這次清談會的內容無從知曉，但應該相當精彩。因為根據第二天早上桓溫的回憶和評論，會上自始至終都沒人插得上話，聽得懂的則只有他自己和謝安的堂兄謝尚，另外兩個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著。

不過，王導地位尊貴，殷浩則跟庾亮關係密切。因此儘管唇槍舌劍，也一定彬彬有禮，殷浩更是要收斂。等到他跟劉惔辯論時，可就火藥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孫盛的清談家辯論時，更是雙方都用力甩動麈尾，結果是飯菜冷了又熱，熱了又冷，裡面落滿了麈尾毛。

這樣的辯論，就叫“劇談”。

其實哪怕不是劇談，也會讓人緊張。因為清談的知識和智慧含量極高，聽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丟人現眼的。所以謝尚向殷浩討教時，才聽了寥寥數語便已汗流浹背。殷浩則不緊不慢地說：來人呀，拿條毛巾給謝郎擦汗！

但即便如此，魏晉名士仍趨之若鶩。事實上，清談既是風流人物展示聰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會重要的社交活動，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導，飄逸瀟灑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溫，從容鎮定如謝安，也都樂此不疲，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談，是名士們的世界盃。

這並不奇怪。因為魏晉是士族的時代，而士族正是透過掌握知識和擁有智慧成為特權階層的。無論是要顯示自己的文化優勢，還是要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他們都必須藉助清談。哪怕貴為相王如司馬昱，也如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魏晉玄學。

玄學當然也是“中國式哲學”，而且一開始還披著儒學的外衣，包括重新為《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作注。然而無論世界觀還是方法論，玄學與儒學都南轅北轍。我們甚至可以說，孔夫子他們要的，就是玄學不要的；孔夫子他們不要的，則正是玄學想要的。

那麼，玄學與儒學的區別何在？

借用康德的術語，儒學是“實踐理性”的，玄學是“純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現實世俗問題，比如政治和倫理，恰恰為玄學所不感興趣。實際上玄學之“玄”，就在於研究課題的高深玄遠和無關實際。比方說，世界的本體是什麼，思辨的方法又是什麼。

玄學形而上，儒學形而下。

很清楚，儒學最終要做，玄學卻只需要說。這才有“清談誤國”的批評。對此，謝安曾嗤之以鼻。他說：秦任商鞅不尚空談，怎麼也二世而亡？

事實上魏晉的清談家中並不乏實幹家，他們對玄學興趣盎然也並非不務實，甚至也未必當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體是有是無，只不過欣賞和喜歡那高談闊論之中體現和蘊含的智慧。是啊，當一群聰明絕頂的人聚在一起，揮舞著麈尾唇槍舌劍時，豈非極其高雅的智力遊戲？

沒錯，這是一種活法，一種人生態度。

這種態度是哲學的，也是藝術的。

無絃琴 據說，陶淵明的琴沒有弦。

不清楚他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張無絃琴。如果是因為不懂音樂，或認為大音希聲，固然可以無弦，那張琴豈非也是多餘？然而陶淵明卻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撫弄那無絃琴，演奏著誰也聽不見的樂曲。

也許，琴就是他的麈尾。

沒有證據顯示陶淵明參加過清談，但這絕不意味著他是另類。相反，作為魏晉最後一位名士，陶淵明的人生態度也是哲學和藝術的。只不過殷浩他們要以其他清談家為交流物件，陶淵明的物件卻是田園和自己。

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詩中讀出。是啊，為什麼村子裡的雞鳴狗吠，鄰居家的炊煙裊裊，田野中的良苗遠風，農耕時的帶月荷鋤，這些再普通尋常不過的情和景，會變成他心中和筆下的情之所鍾？詩人其實已經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辯就是言說，不是辨別。人類需要言說，是因為有心意要表達。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認識，但都需要透過概念性的語言來傳遞。然而概念性語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達心意（盡意），卻是一個問題。為此，魏晉玄學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可以，一派認為不能。

這就是“言盡意”和“言不盡意”之爭。

也因此，此處的“辯”不能寫成“辨”。

陶淵明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告訴我們，當他採菊東籬下，悠悠然無意間看見了南山，看見那緩緩西下的秋陽和結伴而歸的飛鳥時，就已經領悟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