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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併發還所搶走的法器、賠禮認錯。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幫他探詢一下，是否能早點得到滿意的答覆，他在班禪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遠舉（2）

我拿著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說明了徐的要求，戴笠還沒等我講完，就說他早知道了，現正由憲兵司令部向蔣介石報告中，不知道如何處理。他還說這種事我們管不了，一定要由蔣介石決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時候，我託人去打聽，仍沒聽說有明令懲辦肇事者的訊息。據說，當地軍閥堅決否認此事為其部下所為，結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遠舉又來信說班禪已死在玉樹，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員長行轅調查課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後再給我寫信。

西昌行轅

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是他的湖北同鄉，對他非常器重。他曾來信說戴笠、張篤倫對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終生難忘。西昌行轅調查課課長以前是由副課長徐昭駿代理，徐後來當了西康省政府委員，張篤倫便讓他代理課長。按一般常規，不先徵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會同意，還得把他派的人調回來給以處分，怕他派的人被別人收買了，以後不再聽他的話。這次因徐系他的學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張篤倫的意見。

徐在西昌期間，工作十分認真。其主要任務是瞭解西康地方勢力與民主人士的活動情況，向戴笠報告。西康的一些軍政頭頭們愛賭錢、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透過這些活動，他很快結識了不少地方勢力的中層骨幹，幫助他們走私鴉片煙，販賣槍支彈藥。他後來告訴我，這些事因為不會影響到蔣介石集團的根本利益，張篤倫和戴笠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鬧得太大，便不去過問，還可以拉攏地方勢力，使他們不搞反蔣活動。

抗日戰爭發生後，我的行蹤不定，彼此的聯絡少了。1941年冬，我剛剛從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下來，隨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傳達人員告訴我說，有個叫徐遠舉的要求見戴笠，我馬上跑出去接他。兩人一見，高興異常，除互道別後情況外，我問他為什麼前天戴笠召集軍統骨幹開會他沒有來。他說因為去自貢和內江聯絡工作，今天才趕回來，所以那天沒能來開會。他告訴我，他當時的職務是國家總動員會成都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我的職務未定，他說最好到成都工作，那裡的氣候比重慶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這種事，只說一切聽從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軍統本部

1942年，我被任為軍統局總務處長，徐遠舉趕到重慶為我祝賀，我說從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辦錯了事而坐牢，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他卻認為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先在戴笠身邊工作一段時間，再調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調到軍統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機會幫他一下。我說情況還不熟悉，他說不要過急，有機會就順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軍統局第三處處長徐業道升為國家總動員會軍法監，遺缺由程一鳴繼任，還缺少副處長。這個處是主管行動工作的，即搞暗殺、綁票、破壞、拘捕等等。我過去曾長期從事這方面的活動，所以我雖擔任的是總務處長，但這個處有什麼重大活動，戴笠和毛人鳳都讓我參加。我當時也希望調任該處處長，但戴笠不同意。這時因該處正物色副處長，我便提出了徐遠舉。前一天晚上，我還向主管人事的龔仙舫提過，他也同意。這時戴笠一聽我提到徐，便問龔仙舫，還有更適合的人沒有？龔比較靈活，只說一時還想不起更適合的人，不妨先讓徐遠舉試試，他可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戴笠當場沒有痛快答應，只把頭點了點。於是我又去請毛人鳳提，還找程一鳴去說說。

大約過了10來天，龔仙舫才在晚上睡覺時告訴我，徐調第三處副處長已批准了。當時我和龔的宿舍都在軍統會客的漱廬，兩人是對面房間，有許多事都是在睡覺時談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聽到後馬上掛長途電話到成都，告訴了徐遠舉，他非常高興。不久，徐就來到了局本部，但僅擔任第三處副處長半年多，就與處長程一鳴吵過好幾次嘴。其中吵得最兇的一次，是程一鳴因病沒有上班，四川有一個縣發現有中共地下黨在活動，該縣的軍統請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請示報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結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剛參加工作的人員。程一鳴認為沒有抓到主要人員，是批文時考慮不周到。徐一聽很生氣，頂了程幾句，程更氣惱，便罵了起來。徐也不客氣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煩，也不能說我包庇共產黨。我是從特務處開始就參加工作的，不是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