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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一個月左右才好。回來後，他的體力大不如前，但還是堅持勞動，從不偷懶。後來監獄組織我們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遠舉最賣力氣，也毫無顧慮，知道什麼便寫什麼，從不迴避寫自己的問題。

我們出去勞動是整好隊一道走，可回來卻可以不那麼整齊，只要不落後很遠，先回來是沒有人阻止的。先回來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遠舉先回來，總是去管理員辦公室領取當天的報紙，先搶著看標題，看過標題才一隊一隊去分送，我們都親切地稱呼他是“義務報童”。

盼望特赦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遠舉又去領取報紙，我們大夥還落在後頭，只見他高舉報紙，大喊大叫：“好訊息！好訊息！”王耀武便迎上前去，搶過報紙，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把他緊緊圍住，只聽到他念道：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佈實行特赦是適宜的……王一邊念，徐一邊把報紙匆匆分送給幾個小隊長，自己拿了一張跑到一旁去看。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遠舉（9）

這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許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門外去散步，看到徐遠舉也出來了。我們不約而同地伸出手來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顯得十分高興。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興高采烈地包餃子的時候，我又和徐遠舉不約而同地在附近一條河邊碰上了。原來，每遇包餃子，廚房大師傅總是把面和好，餡拌好，發給每個小隊自己去包，包好由廚房統一煮好再抬出來，讓我們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參加包餃子，我和徐遠舉這些南方人，只幫著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餃子，所以別人忙著包，我們便沒事去門口散步。徐遠舉一見四面沒人，便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太過於高興了，你沒仔細研究，報上說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聽也立即想到，的確是這樣說的，這可能是指那些罪惡小、民憤不大的人，像我們這些幹特務的，肯定輪不上。我把這個想法說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時，徐又搶先看到《人民日報》頭版上刊登的劉少奇主席頒佈的特赦令和《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特赦令是頭一天頒佈的，第二天見報，頒佈之日正是這年的中秋節，雖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別激動。過去常用“感激涕零”來形容受到了極大的感動，但沒有親身體驗過，這次卻真正體會到這四個字的分量和它所表達的真實感情了。不少人幾乎是默默無言而淚流滿面，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經百戰的將軍，現在變成這樣，如不親見，誰又會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監獄禮堂舉行“首批特赦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大會”，首席法官宣佈特赦名單，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等33名，便接著說：以上人員，改造10年，確已改惡從善，現予釋放。從宣佈之日起，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權。最後由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龐鏡塘代表在押戰犯致感謝辭。散會後，榜上無名的人都耷拉著腦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話不敢說，只有急性子的徐遠舉沉不住氣，大聲嚷道：“我也認真學習，勞動也流汗水，積極寫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裡不符合特赦標準？”他的話像一粒火星，使沉悶的空氣爆炸起來。許多人不約而同地說：“是啊，我們哪點不如人家，為什麼他們能得到特赦，我們不能呢？”

管理人員針對大家這種思想，立即組織學習，座談了好幾天，才平靜下來。用徐遠舉在座談中和在牆報上的一句話作為“定風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會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國務院一百零五次會議公報，說第二批特赦名單，已送人大常委會審議。這一喜訊，又使許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計有山東“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前線指揮所主任中將範漢傑，龐鏡塘和我，以及幾個中將軍長等50人。這次，是由徐遠舉代表在押戰犯致感謝辭，我在離開監獄與他握手分別時，叮囑他好好爭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因為第一批特赦時代表致辭的龐鏡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類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遠舉把頭一搖：“不合辯證法！”果如他所說，第三批不但沒他，四批、五批也沒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戰犯致辭的。

獄中去世

1964年，我們在北京的10多個特赦人員，由周總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