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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看慣了別人痛哭流淚而無動於衷的人，這時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與悔恨的熱淚。

我們在白公館住的是樓上西邊那間大的套間，也是白公館的主人白駒過去住的房間。軍統把它作為監獄後，葉挺將軍就被關在這裡。沒想到這個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們今天又被關在這裡。同時被關在其他房間的，還有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邊區“綏靖”主任宋希濂、兵團司令鍾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讓我們交代過去的罪行材料，徐遠舉首先表示：“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他還背地裡告訴我：以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而言，殺一個共產黨是死罪，殺一百個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時，常常受到審訊人員的表揚。我在他的啟發下，也感到與其吞吞吐吐，還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來。

兩年後，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館後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標準監獄，我們搬了過去。我和徐住在一個房間，管理也比白公館寬得多了。徐遠舉原來以為，交代完罪行就會按照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死刑。在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館走廊上散步時，曾指著軍統屠殺革命烈士的那條山溝說：“你我將來就會和過去的共產黨員一樣，倒在那裡罷了。”自搬到新監獄後，不但和在白公館一樣，還是吃中灶伙食，而且還能隨便到院內散步。這時他才感到可能不會殺掉我們，也許就在這裡過一輩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遠舉（8）

西南公安部後來撤銷了，我們被送到重慶市石板坡監獄，伙食雖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沒有放風的地方，每天悶坐在牢房內。這時徐遠舉越來越急躁，他認為這一輩子就在這裡面度過了。有天監獄的理髮員給我們理髮，可能是為了節約肥皂，在徐的絡腮鬍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鬍子雖刮下來了，而兩腮上紅腫的刀痕幾天才褪掉。他為此氣憤異常，決心不再剃頭刮臉。他說當犯人就這麼蓬頭垢面算了。

我們在石板坡監獄住了一年多，一天監獄長來宣佈，讓每人整理自己的檔案。徐遠舉認為處決我們的時間快到了。當管理員抱來原始檔案，清點頁數當面交與每人後，再三叮囑不能丟一頁。徐遠舉的檔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幾十頁，有近400張，他只花了一個星期，便摘要整理完畢。管理員再三表揚他，說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卻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個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員向我們報告一個好訊息，說再過兩天，我們要搬回到原來的松林坡去。那裡的生活條件比過去好得多，新的麻將桌都已準備好，他已去看過了。對這一變化，大家都很高興。兩天後，我們便又搬了過去。四川省公安廳廳長第一次向我們宣佈說，集中我們是為了對我們加速改造，要我們好好學習，只要誠心誠意接受改造，黨和人民是能原諒和寬恕的。徐遠舉聽了，又悄悄地對我說：“看情況，死不了，在這裡住一輩子也不在乎了。”因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後，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級別最高的一個，他以前是國民黨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將司令。所以我們準備在重慶進行參觀時，政府考慮到王是老軍閥，多年來在四川殺人不少；徐遠舉是11月27日大屠殺的主要兇手；還有廖宗澤，是解放前夕在重慶破壞兵工廠的主要負責人，這3個人如果在重慶參觀工廠、學校時被群眾認出來，可能會發生意外，所以決定把他們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個軍階高的戰犯由重慶送到北京戰犯改造所，又與徐遠舉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個小組，但我發現雖只分別了幾個月，他比我思想進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總是向過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過去我向徐遠舉提出時，他總是長長地嘆一口氣，這次我向他提的時候，他忙把我拉到一處沒人的地方，用勸我的口吻說：“以後不要再提了，你懷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現在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得慎重一點，不必再去提醒別人。”我聽了後，連連點頭，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別人提了。

我們在這裡學習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區公安部農場去參加農業勞動，仍然是半天學習，半天做些輕微的農活。我的體力比徐遠舉好，逐漸能挑上百斤的東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樣，但總是趕不上，我便勸他按規定辦，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強。不久，他就得了腸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