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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後，力圖攬大權於一身，與總統黎元洪的權力衝突日益加劇，由此便發生了所謂“府院之爭”，即總統府與國務院之爭。

府院之爭也反映了美日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兩年後，圍繞中國是否參戰的問題，府院之爭趨向激化，舉國上下議論不斷。段祺瑞追隨日本，並想借參戰擴軍之機實現他武力統一中國的野心，所以力主參戰。美國害怕中國參戰會使日本在中國的勢力擴大，就支援總統黎元洪反對參戰。

府院爭執日漸激烈，不少有識之士敦促政府請在野黨領袖和政治家參與政府對參戰問題的決策。後經內閣決議，決定請孫中山、唐紹儀二人入京。

唐紹儀對於參戰問題的態度非常鮮明。1917年3月10日，他致電政府，申明自己反對加入協約國的主張。稍後，他雖然知道段祺瑞已決意參戰，徵求意見無非是故作姿態而已，但仍然鄭重其事地給段祺瑞覆函，明確表示反對參戰。

他在覆函中說：“我國加入戰團，從根本上說，對於協約國本身並沒有什麼助益。更不能與美國參戰相提並論。就是協約國本身也並沒有正式要求我國參戰，不過只是表示他們的希望而已。”進而他又指出：“以我國的國力加入戰團，在戰事進行期間，不會有什麼作用，只有到停戰以後開議和會議時，才能顯現出參戰的作用，那麼我國的利益當真在議和席上嗎？”他預計將來的議和會必然會被列強所把持，所以，議和會上的發言是否有效，將由這個國家的國力所決定，這是無須深論的。他還認為參戰必將對國內產生影響，一旦宣戰，投入漩渦，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終還是我國人民。民心離散，當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參戰應該特別慎重。最後，他建議對於參戰這樣的重大國策，應尊重國會，由國會自由討論表決，以“符合法治之義，而達憲政之途。”

在這封電文裡，唐紹儀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表現了他憂國憂民的偉大品質。戰後巴黎和會的結果證明，唐紹儀的推斷是正確的。

5月10日，議院開會審查參戰案。段祺瑞唯恐參戰案不被透過，就派出招募的所謂“請願團”、“公民團”幾千人，打著陸海軍人請願團、五族公民請願團、政學商界請願團、北京市民請願團等旗號包圍了國會。這些形形色色的“請願團”和“公民團”們高呼口號，向國會議員們分發傳單，揚言國會“倘不透過參戰案，一個議員也別想出去”，出去則“打死無赦”。據《中華新報》揭露，所謂“請願團”和“公民團”，多系招募而來的苦力和便衣軍警。

面對“公民團”、“請願團”的無理取鬧，不但反戰議員氣憤轉盛，而且原本贊成參戰的議員也紛紛轉而反對參戰。唐紹儀得知此情後，立即與孫中山等人聯名通電，嚴斥擾亂國會之暴徒，抗議段祺瑞的卑劣行徑，要求北洋政府立即嚴懲擾亂國會的肇事者和偽公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報紙揭露了段祺瑞借日款1億日元以擴充軍隊的秘密後，國內反段之輿論更加沸騰。5月30日，黎元洪釋出了對段祺瑞的免職令。段祺瑞一面出走天津，一面指使魯督張懷芝、閩督李原基等人宣佈獨立，通電促使黎元洪退位。黎元洪無奈，在請徐世昌、梁啟超調解未果的情況下，被迫答應讓張勳出面調解。

6月14日，張勳令軍隊入京，自己留在天津，通電要求解散國會。張勳在天津尋得段祺瑞、馮國璋、陸榮廷、徐世昌等人對復辟的支援後，即入京上演了一場復辟帝制的醜劇，遭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段祺瑞見勢如此，即接過了反覆闢的旗號，率軍驅走了張勳，然後以“再造民國”的功臣自居，仍舊充當他的內閣總理。此時，黎元洪不敢再當總統，被迫通電下野，轉推副總統馮國璋接任總統。

第三章　唐紹儀被刺案紀實（6）

張勳復辟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積極地投入了這場反對張勳復辟的鬥爭，並對段祺瑞將借平定復辟的機會驅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軍事專制具備了相當的戒備。唐紹儀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經過會商局勢，決定將國會和政府移設於上海，請黎元洪南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領導並督促全國的護法運動。7月6日，孫中山本人自滬率“海琛”、“應瑞”兩軍艦南下廣州，著手籌組政府。22日，唐紹儀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繼孫中山之後率領艦隊南下護法。

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成立了段派軍人與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聯合內閣。段祺瑞宣告：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