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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宣告，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宣告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宣告，已改變1月16日宣告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採納！

汪兆銘，豔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汪精衛公開投日的宣言書。一時之間，輿論譁然。汪精衛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放棄武裝抗日，與日和談。在發表《豔電》的同時，12月30日，汪精衛透過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軍方提出4點要求：

第四章　汪精衛河內遇刺案（3）

一、日華在完成新東亞建設的基礎以前，儘量避免與英、美列強引起紛繁的事端；

二、在軍事發動以前的3至6個月期間，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幣300萬元，在對華文化事業費中支出；

三、在北海、長沙、南昌、潼關等地日本軍作戰的行動，以獲得政治效果為目標；

四、徹底轟炸重慶等，要求日本發動軍事行動來配合他的“和平”攻勢。

汪的可恥行徑，遭到全國人民的聲討。1939年1月2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在重慶接見外國記者，發表了談話，指出汪的行動既不能破壞中國內部的團結，也不能損害中國抗戰的力量。國民黨內，以馮玉祥、何香凝等為代表，要求懲辦汪精衛。

蔣介石對汪精衛的對日公開投降也大為光火，1939年元旦，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並下令“嚴緝懲辦漢奸”。

蔣介石還有點不甘心。汪精衛就這麼跑了，他的臉上猶如捱了一記耳光。最好是能把他勸回來，自己的面子也可以挽回來。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對汪精衛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