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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慶堂側臉看了看正在冒熱氣的菱角，若有所思的放下酒碗，“不用，先放我這兒吧。”

次日清早天剛亮，譚央就獨自上了烏篷船打算回上海，吳媽絮絮叨叨的在她耳邊說，“怎麼自己回去？又鬧彆扭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怎麼還那麼愛拿糖作醋的？”說著，她把兩個大食盒放到船上，嘀咕著，“剝菱角，割壞了手，還以為，今天要在船上和你請功呢！”

撐船的船伕拿長篙將船撐離了埠頭，從門裡衝出來的畢慶堂站在岸上，百般不甘的對著譚央喊，“小妹，是不是事到如今，我還說不是我，你也不會信了？”站在船頭的譚央微閉上眼，有氣無力的搖頭。

快下船時，譚央看見船艙裡兩個碩大的食盒有些困惑，開啟盒蓋，食盒上上下下裝的滿滿的，都是剝好的菱角。

剝完這樣兩大盒，總要一晚吧？譚央思及此處便辛酸無比的摟著食盒，抑制不住的哭了起來。

什麼叫悔之晚矣呢？就是不用現在做這麼多，只要當初，少做那麼一點點……

畢慶堂在同裡呆了兩個來月，他的心思也全在這裡，一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架勢。待他再回上海時，才知道這段時間裡，鄒老先生出了大事。

上海剛一淪陷，日本人就打起了鄒老先生水泥廠的主意，廠子規模很大，水泥又是戰時的稀缺資源，如此之大的實業還很難內遷。所以淪陷後，日本人盯緊了這塊肥肉，一會兒要拿錢入股，一會兒又要給鄒老先生偽政府的官做，鄒老先生卻是連眼皮都不抬，一副老骨頭死扛的架勢。

入秋後，日本人終於沒了耐性，索性在廠門口貼了告示，說要在月底派兵入駐，正式接管水泥廠。如此，日本人直接繞過了鄒老先生，搶去了水泥廠。而鄒老先生呢？即便是自己的廠子，他也一樣沒有選擇、沒有餘地。

那天傍晚，鄒老先生站在貼告示的廠門旁，回望自己用半生心血經營起來的宏大產業，他老淚縱橫的用文明棍敲著地面，心酸無比的慨嘆，“民族將亡，國家不存，匹夫無能啊！辛苦攢下一輩子的基業，竟是替日寇為虎作倀！”

下班的工人們看到這情形，無不悲愴動容，大家裡三層外三層的把鄒老先生圍住，喊著，“老先生，我們明天不來上班！”“我們就是在家裡窮死餓死，也不給日本人產水泥做軍用工事！”鄒老先生聞言頗受震動，他向眾人深深鞠了一躬，一字一頓的說，“諸位同仁真是令鄒某人汗顏了！”

那天，鄒老先生回到家遣散了四房家眷，夜裡，手下人為他在幾個廠房中放滿了火油。打發手下走後，鄒老先生劃燃了火柴，丟在廠房中最貴重的那臺英國機器上，“走吧，都跟我走吧，咱們化成灰，也不能給日本人造水泥工事禍害自己的同胞啊！”說著，火柴落下，熊熊烈火隨之騰的竄起……

那個晚上，郊區水泥廠沖天的火光染紅了一片天，震耳欲聾的聲響了大半宿。大火吞沒了滿頭銀髮的鄒老先生和他畢生的心血，與其一同化為灰燼的，還有幾十年來，民族企業家的實業救國的宏圖大夢。

畢慶堂與鄒老先生二十幾年的交情，老先生的死令畢慶堂無比憤懣，他想起了陳叔，想起了方雅。時至今日他不得不承認，趙綾總掛在嘴邊的那句“沒有國，哪有家？”還是很有道理的。否則，鋪天蓋地的國難當頭，你有再大的權勢、再多的錢也終不能獨善其身，更別說去庇護親人朋友了。

倘有一天，鄒老先生的境遇也落到他畢慶堂的頭上，他大概也會寧死都不苟且！只不過，要他畢慶堂死，沒那麼容易，真把他逼到絕路上，他死也要拉上全上海的日本人墊背！他恨恨的想。

譚央回到上海後，還是一週兩天的去畢公館教女兒畫畫，和畢慶堂照面時，兩個人便打聲招呼，說幾句有關孩子的閒話。譚央能明顯感到他總是會帶著不甘的欲言又止，可她卻心中懨懨的，再沒那個勇氣去一探究竟，同裡的兩個月好像抽光了她所有的精氣體力，她總是一身疲乏，連喘口氣都覺得累。

回上海一個多月後，譚央忽然有一個禮拜沒去畢公館，畢慶堂讓言覃打電話去問，譚央只說醫院病人太多，她累得厲害，過些日子再去。

又捱過了小半個月，黃昏時，畢慶堂在樓上看見譚央坐著黃包車到了畢公館的大門口。正是秋末冬初，樹葉落盡，街景蕭索，天氣還未冷透，可譚央的身上卻穿著隆冬時節才會上身的厚羊絨大衣。畢慶堂帶著困惑的匆忙下樓去院裡迎她。

“怎麼？感冒了嗎？”“沒有。”“那怎麼穿得這麼多？”“這幾天天氣變化大，怕感冒。”畢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