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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事？”鐵戈瞪大眼睛問道。

“縣裡查出來這次事件我是總指揮，一個月後林場派我到縣裡參加知青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會，那曉得這是縣公安局的人要報復我。剛走到半路公安局就把我抓了，當時就把我塞進了看守所。這天晚上韋少山又召集了幾千人包圍了看守所，聲稱如果不放人，他們就要挖開看守所。法不責眾，公安局冇得法只好放人。所以文革一開始我和韋少山幾個人就帶頭起來造反，先把林場場長那個狗日的鬥得像鬼，然後又造縣委的反，再以後我們又到紅州地區找地直總部的古學範，但因為我們是武漢知青，古學範不接納我們。於是我們到武漢和鋼工總的朱洪霞聯絡上了，朱鴻霞說：你們乾脆就叫‘鋼工總湖北省林業兵團’，要我當司令我不幹，我讓韋少山當司令，我當作戰部長。實際上韋少山這個司令是個牌子，所有的事都是我說了算。韋少山這個人頭腦簡單，做任何事都不考慮後果，所以我讓他扛旗子，我專門幫他出點子，黃城縣那幫人最恨的就是我。後來朱鴻霞又讓我到鋼工總‘軍內動態組’上班，專門瞭解武漢軍區和湖北軍區的各種動向，實際上也沒有搞出個名堂來。七零年‘一打三反’時我和韋少山都被黃城縣判了二十年，搞到沙洋馬良石料場做苦力。”

“也是反革命集團罪嗎？”

“不是，黃城縣把我們打成了北決揚分子。”

“你們頂多算是個群眾組織的頭頭嘛。”

“這是一般人的想法，當官的才不管那些。他們手上有權，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想判你幾多年就判你幾多年，這年頭是有權的說了算。說起我的案子也蠻好笑，六八年武漢的三鋼三新得勢，我搞了一張購貨券，買了一臺上海產的八管半導體收音機，這是當時中國最好的收音機。六九年七月二十一號我從收音機裡聽到《美國之音》說美國宇航員登上了月球，我把這個訊息說給大家聽。後來又有一天我開啟收音機突然聽到播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接著聽到一個男人以很快的語速開始播音：‘解放軍之聲廣播電臺，解放軍之聲廣播電臺，把劉少奇同志打倒是違反憲法的。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毀滅文化，毀滅文明。’播完這段話那個電臺就停了。千不該萬不該我把這件事也說出來了，後來就以反革命收聽敵臺罪把我逮捕了。我被捕受審時公安局的人問我為什麼要買這麼好的收音機？我反問他上海為什麼要生產這麼好的收音機？其實他是要套我的話，買這種好收音機是為了收聽敵臺，你說這些狗日的東西無聊不無聊！”

“就這一條罪狀嗎？”

“還說我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藝旗手江青。”

“你都說了些什麼？”

“我說毛主席訓斥江青你是什麼人都敢得罪，我百年之後看你怎麼收場？我的判決書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一件也沒有，其實他們就是找一個藉口來整人。”

鐵戈說：“我原來在社會上一直以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也是人人平等。我認為凡是判刑勞改的人都是罪有應得的罪犯，是階級敵人，是應該進行專政決不能手軟的打擊物件。可是在監獄裡短短兩三個月的時間裡，聽到看到的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這個國家到底是怎麼了？上面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可是監獄裡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冤案？很多案子你如果講給社會上的人聽，他們一定會認為這是在編故事，絕對是笑話。你就說餘友新把他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那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的事，頂多是個作風問題，連刑事犯都算不上，更不能算是反革命。古往今來大概只有現在的中國能把性、盜竊、移民跟反革命這種八竿子打不到的事聯絡在一起，真是匪夷所思聞所未聞的今古奇觀。這些案子本來連普通老百姓一眼都能看出來，怎麼到了公安局和法院那些人的手裡性質就變了？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法院的大印一蓋一個人的一生就交代了？這是草菅人命哪！這樣搞非把人都趕到它的對立面去不可，簡直是愚蠢透頂！”

大腦殼看到鐵戈在那裡大發感慨，不禁啞然失笑：“鐵戈啊鐵戈，你真是書生氣十足，少見多怪！我們中隊一百三十六個人，有一大半都不是反革命。你們組有一個人叫屈望津，是正宗的屈原後裔，他到這裡坐牢純粹是被鬼日了。六七年他在華中農學院上大學，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他是個不問政治正經的讀書人。有一天他的一個同學找他借了十斤糧票，說好下個月還，不久這個同學失蹤了，一個月以後屈望津就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原來他這個同學借糧票是要叛逃蘇聯，在滿洲里被抓，交代出屈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