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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是老鄉了。這是我在紅州第一次聽人說東北話，親切。我剛到湖北來時，聽這兒的人講話都像鳥語，一句也不懂。咱倆整一個。”

何田田還真有點東北人的豪爽勁，拿起姜軍的酒碗跟鐵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長長地嘆了口氣：“我真羨慕你們哪！你們六個人四個是革命幹部的後代，姜軍兄弟出身書香門第，老爸老媽也是國家幹部。你們一來到人世命中註定要過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臉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記。我兩歲時老爸就跟白崇禧兵敗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媽一起艱難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點餓死了。生活對於你們來說是美好的，對於我們這些窮人來說只能叫煎熬。從我記事起居委會就通知我媽開‘四類分子’的會，到了五七年反右以後再開會就成了‘五類分子’的會。我媽對居委會說，我不是‘五類分子’怎麼要我參加這樣的會？人家說，你老公是國民黨軍官，你就是反屬，這樣的會你不去誰去？從小別人就欺負我和弟弟，我只能發奮讀書，希望將來能改變命運。六四年我考上了大學，滿以為這次老天爺真的開眼了，卻又因為我老爸是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硬是不准我上大學，出身不好也是原罪呀。結果把我下放到紅州最窮的山區，我原來以為下放後只要下死力幹活日子會好過些，誰知是狗咬尿泡——一場空。山區窮啊，十分工才一毛錢，大隊給我們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錢，一個月才兩塊四毛錢。大米一斤一毛三分四，我一天才賺八分錢連一斤米都買不起，我一個大男人幹了一年還他媽倒欠大隊的口糧錢，你說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幾個都考上了大學，都是因為成分不好學校不錄取，這不是政治歧視嗎？就算我老爸是國民黨軍官，可他長得什麼樣我都不知道，這筆帳怎麼就算到我的頭上來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上面的人蒙我們說我們是新一代的革命知識青年，當時我們特別看重革命知識青年這個稱號，誰知這一切都是假的，哪裡是下放啊，就是一腳把我們踢到農村去。我剛下放時拼命地幹活，我只挑得起一百斤卻要挑一百五十斤，我原來天真地以為要用我的汗水洗刷我的原罪，可原罪永遠也洗不掉，而且越洗越黑，當地農民都知道我們這群人的出身不好，沒有人把我們當人看。

他對何田田苦笑一聲：“你倒是‘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我是‘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豈止是傷骨，簡直是傷透了心！在下放臨走的頭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跑到江邊狠狠地哭了一場，把我一生的眼淚都哭完了，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一個沒有辛酸眼淚只有怒火中燒的人！憑什麼把我們叫做‘非勞動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難道就是純雅利安人種？就那麼高貴？這他媽跟希特勒鼓吹的東西有什麼兩樣？這種稱呼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歧視。下放一年以後我醒了，我有什麼罪？我沒有原罪，我不是罪人！我不能逆來順受！我要吃飯我要活下去！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從山裡跑回來，到建築工地做小工，到碼頭當苦力，什麼苦活、髒活、累活我都幹，為的就是填飽肚子。為了自己的尊嚴，只要有人欺負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戰！俗話說‘痞子怕亡命’，我是個賤命，打架從來都是以死相拼不計後果，從此以後人家都叫我‘瘋狗’，再也沒人敢欺負我們一家人，居委會也不敢叫我媽去開那樣的狗屁會。誰知道文革來了我那個破家讓人抄了好幾次，居委會、派出所說我是倒流回城人口，還要把我趕回農村。我定下心來仔細想了好幾天，終於悟出一個道理：中國的成分和印度的種姓其實是一路貨色，現在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與其讓他們革我的命，還不如我去革他們的命；與其讓他們肆意欺負我，還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這些賤民來說也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別人能起來造反，為什麼我們就不能造反？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解放自己？我從不指望那些老爺們大發慈悲，《國際歌》裡早就說過，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清華附中紅衛兵《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寫得多好哇：‘我們就是要把舊世界造個天翻地覆！就是要把舊世界殺它個人仰馬翻！’我們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強加在我們身上一切不合理的東西統統推翻。我們要做人，不做賤民。我給那些知青們講了這個觀點，大家一致贊同，成立了‘知青革司’，公推我為司令。於是我就扯旗造反，我也要像陳勝吳廣那樣大吼一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為別的，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