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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當時那些三結合革委會里的軍隊和原地方領導幹部，對靠造反起家的人普遍都很反感，造反派感到普遍受壓。當權派最可怕、最毒辣、最陰險的一招，則是透過“清查五一六”、“北決揚”、“整黨”和“清隊”等一系列“鬥、批、改運動”，製造大量冤案、假案，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將其政治上的對手投進監獄，徹底清除掉。

有了這篇社論的指引和鼓動，首先是山東的王效禹（原山東省革委會主任，中央委員）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擊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撲》，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繼而又引發了湖北、四川、安徽、陝西、浙江等地的反覆舊運動。“鋼工總”的智囊人物胡厚民看到了報刊上有關“反覆舊”的提法和王效禹的文章，便到了山東取經。聯絡到武漢造反派目前十分艱難的處境，實質是復舊和反覆舊、復辟和反覆闢、奪權和反奪權的問題。他認為六八年下半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實際上是“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當權派在輿論宣傳上竭力使造反派妖魔化，透過辦“五不準”學習班的辦法，把造反派從權力機構中剔出去，然後又用擴大革委會代表的數量的陰招，把保守派大量扶上臺，這就使得造反派在數量上處於劣勢，從而更加無所作為。

胡厚民下決心回武漢發動“反覆舊”。此時大中專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都已離開武漢，有的分配工作，有的下放農村，鋼新兩派的工人造反派自文革開始以來首次獨立面對強大的反文革派亦即軍人執政者，胡厚民由此認為必須團結“新派”一起進行反覆舊，為此作了很多工作。

武漢的反覆舊運動在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的帶領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紅州地區的“反覆舊”運動是郎超雄具體領導和指揮的，當時紅州地區的造反派頭頭們基本上都進了五不準學習班，地委把地直單位的幹部統統遷到麻埠縣大山裡的五七幹校去搞鬥批改。紅州地區的反覆舊運動實際上是由郎超雄這個外來人組織實施的，他把紅州地區的所有學校的學生都調動起來，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火把遊行，要求地區革委會主任史臣、副主任古良才出來和他們對話，姜軍、柳六一、章子野等人也積極參加了這次短命的運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要把“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以此顯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勝利，實現他所說的：“一年發動，一年勝利，一年掃尾”的願望。

然而此時爆發的反覆舊運動並不是毛澤東的意思，它破壞了毛澤東苦心經營的“大好”局面，因此全國一些省份的“反覆舊”運動受到中共高層的強烈關注。為了解決湖北的反覆舊問題，周恩來通知武漢市參加省一級革委會常委以上的造反派頭頭到北京辦學習班，周恩來五次接見了紅衛兵、造反派代表，參與處理武漢問題的還有康生、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群和謝富治等，最後形成了“五二七指示”，壓迫武漢造反派就範，此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再也沒有大的行動。

武漢市“反覆舊”運動無果而終，紅州和全省的“反覆舊”運動跟著就此偃旗息鼓了。

話說郎超雄一九六三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再加上學習又十分刻苦是系裡的尖子生。而且他博覽群書，對哲學、政治經濟學、邏輯學、文學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都有很深的造詣，算得上是個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

文革期間他是第一個在學校張貼工作組大字報的人，受壓最早最厲害，所以造反也最堅決。

他與華師的教務長陶軍是忘年交，這位教務長早年曾與著名的“三家村”之一的鄧拓在《解放日報》共過事，因此文革初期即被工作組丟擲來作為黑線人物打倒，所以他對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從內心來說是堅決支援的，他與郎超雄成為忘年交完全是因為前者激賞後者的才氣。

一九六八年秋郎超雄被分配到紅州縣附近農村的白湖中學，擔任數學和歷史老師。因為姜軍和郎超雄在文革初期就認識，十分推崇郎超雄，他倆經常徹夜長談，很快就成為莫逆之交，並把辛建、鐵戈等人介紹給郎超雄。

一天下午姜軍買了些菜，請郎超雄在辛建家吃飯，同時也邀請鐵戈作陪。

酒席就擺在院子裡的葡萄架下，四個人各據一方，邊吃邊談。

酒酣耳熱之際，姜軍提議道：“郎老師，鐵戈的嗓子特別好，讓他唱幾首歌，助助酒興如何？”

“好啊！”郎超雄欣然同意。

鐵戈也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