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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受到威脅，哪怕只是虛假的威脅他都會用駭人聽聞的手段誅殺大臣。明太祖朱元璋火燒功臣樓就是一個例項，完全是流氓手段。這樣的頂級流氓還沒有人敢追究，這就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曹矮子笑道：“那是個九段流氓。”

鐵戈問道：“什麼是九段流氓？”

曹矮子解釋道：“日本人下圍棋分段位，九段是最高階別。剛才大腦殼說朱元璋是頂級流氓，頂級就是九段，所以是個九段流氓。”

鐵戈聽了大笑不止：“說得好。”

大腦殼接著說：“原來在蘇聯哪個敢管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哪個敢管鐵托？就是馬克思在世也管不了，馬大鬍子連縣太爺都沒有當過，任何人都管不了。其實我們中國還是一個封建社會，比過去的封建社會還厲害，生在這個時代真是倒了八輩子黴！我後悔呀，幫老毛衝鋒陷陣，到頭來自己衝進了大牢。我懷疑那時候我是不是得了神經病？也沒有人跟我們發工資，不分白天黑夜地幹，上面一發話我們就行動，那種狂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是難以想象的。”

大腦殼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我那個時候也狂熱得很，又沒有人發獎金髮補助，白天上班晚上寫大字報貼標語，經常搞到半夜兩三點鐘，第二天照常上班。我發覺我那個時候也得了神經病。”鐵戈頗有同感。

大腦殼繼續說道：“我們得的是一樣的病，叫做狂熱政治宗教病。政治本來跟宗教不是一回事，一個是奉獻給人，一個是奉獻給神的，但它們的共同點在於虔誠的信仰和狂熱的崇拜。有了虔誠的信仰就必然有狂熱的崇拜，一旦狂熱歇斯底里發作起來，政治信仰馬上就會變成一種宗教信仰，那種痴迷程度往往超過宗教信仰，這就成了一種病態，我把它叫做政治宗教狂熱症。這種病無藥可治，只有在現實社會中撞得頭破血流才能治療，但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因為有的人就算是撞得頭破血流也不見得能治好，你鐵戈就是這種人，還在堅持以前的觀點。有一次我彈吉他你唱歌，你唱《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唱的還是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詞‘革命造反派想念恩人毛澤東’。幸虧中隊的慶父、包打聽們不在場，要是有人向幹部彙報了，有你狗日的好果子吃。我們就是因為文革進來的，文革結束了，有什麼必要堅持原來的觀點？原來的觀點是對是錯只能留給歷史去評說，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白居易寫《長恨歌》講的是唐朝李隆基和楊貴妃的故事，盡人皆知。這老夫子滑頭得很，提筆就寫‘漢皇重色思傾國，’硬是把唐玄宗調到漢朝去了。為什麼要這樣寫呢？因為他只能說前朝而不能說本朝的事，所以說當代人寫不出當代史，即使寫出來也不是信史，有很多複雜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後人寫現在的歷史這些因素就不存在了，寫得就會比較客觀公正，只有到那個時候才能說清楚現在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聽到這裡龔瑾笑道：“大腦殼，我看你成天不是打麻將玩樂器，就是喝酒抽菸，要麼就是跟別人吹牛講電影故事，你這些觀點是哪裡來的？”

“九年來我一直不斷地回憶文革的事，特別是在沙洋馬良石料場關小號子的時候想得最多，後來我發現了一個真理。”

“流氓也能發現真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鐵戈取笑他。

“這個真理其實很簡單：一個人來到這個人間都是因為他的孃老子快活了一場後才把這個人帶到了這個世界上，所以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是很偶然的，是萬般無奈才來的。”

鐵戈聽了哈哈大笑道：“有道理。”

龔瑾和曹矮子也笑了。

大腦殼繼續說道：“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像宗教說的是為了贖前世之罪，所以他不是來受苦受難的。既然我們現在已經進了大牢，來到現實生活中這個活生生的煉獄就不要自己跟自己找麻煩，就必須在有限的條件下儘可能讓自己舒服一點。《紅巖》裡面那些共產黨犯人為什麼搞絕食鬥爭？還不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讓自己舒服一點，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到了省模範監獄以後我發現這裡才是整個湖北省管得最嚴的地方，所以我絕口不提文革的事，我裝流氓掩蓋我的真實面貌，儘量利用有限的自由和有限的空間在有限的條件下該打牌就打牌，該娛樂就娛樂，這樣一來我的日子好過多了，中隊幹部再也不盯著我，注意力都轉移到彭定安那些反改造分子頭上去了。你看現在焦隊長、羊幹事、邵指導員哪個管我？就連易管教員都不怎麼敲打我。今天我的工段出了事故，把事故處理完以後為什麼不回中隊？就是要帶你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