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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漢衰竭的原因是因為權力太過集中造成的，那麼，改變這一狀況的方法自然是讓權力得到制衡了。”

蔡邕高興地連連點頭。

幾十年來，士人和姦閹為了爭奪權柄，屢遭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皇權至上，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約。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幫大臣們策劃並發動了討董，從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奪國家權柄，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國家權柄，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敘的平衡，從而剷除沉痾積弊，重振社稷。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限制皇權，擴大相權。

當今天子已經十二歲了，再過八年，天子行了冠禮之後，就要主政。用八年的時間重建舊制，根本不可能。

“為什麼？”曾炩問道，“難道恢復一箇舊制，八年時間都不夠？”

蔡邕嘆了一口氣，“炩兒，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敗了，否則，怎麼會有後來的王莽篡國之禍？”

曾炩遲疑了一下，他雖然對歷史有所瞭解，但是並沒有深入的研究，畢竟那不是他關心的方向。曾炩問道：“孝宣皇帝的改製為什麼失敗了？”

蔡邕搖搖頭，捋須說道：“因為石渠閣之議。”

孝宣皇帝雖然尊崇儒學，但他採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治國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復舊制。認為把皇權和相權分開，把皇室和朝廷分開，更有助於國家的繁榮昌盛。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力的增強，權力鬥爭的激烈，朝堂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部分大臣說要獨尊儒術，以德治國，要修改一些治國之策。一部分則堅持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之策治國，拒絕修改既定國策。於是，朝堂上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經學辨議。

孝宣皇帝為了統一儒家學說，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召集了二十餘位當代各類經學的碩儒講論“五經”異同。名士碩儒們論述了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由孝宣帝決定採取一種最合適的解釋，並把這種經學解釋作為官學。

參加石渠閣經議的有學《禮》的通漢、戴聖，學《詩》的張生、薛廣德、韋玄成，學《書》的周堪、林尊、歐陽長賓、張山拊，治《易》的梁丘臨、施讎，治《公羊春秋》的嚴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劉向等。

經議由梁丘臨提問，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議，孝宣皇帝親自裁決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共輯奏議一百五十五篇。經過這次會議，博士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經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餘均始於石渠閣經議。

孝宣皇帝重視《榖梁春秋》，因為它有利於加強宗法禮儀的控制力量，可以糾正《公羊春秋》學片面強調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適應了當時“稽古禮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閣經議的結果，就是《禮》學和禮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大戴和小戴《禮記》，就編成並盛行於這一時期。

石渠閣會議使孝宣皇帝的權威變成了經學的權威，經學的學術觀點隨即變成了國家的最高律法。於是“以德治國”成為制定國策的基礎，“臣事君以忠”，皇權至上，相權就此被徹底剝奪。

孝宣皇帝時有“石渠閣之議”，孝章皇帝時有“白虎觀之議”，這是本朝經學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這經學竟然決定著國策的制定，決定著國家的命運，決定著社稷的興亡。

曾炩躬身受教，輕聲問道：“岳父大人到底要對我說什麼？”

“一是官學。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要求立古文經學為官學之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開始爭鬥，至今已有近兩百年。這兩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今文經學是禍國之學，應該立即予以廢除，官學改為古文經學。”

“二是國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為制定國策的基礎，大量修改既定國策。”

“三是官制。皇權和相權必須分開，皇室和朝廷必須分開，否則，社稷振興無望。”

蔡邕看看神情凝重的曾炩，鄭重問道：“炩兒能否承擔起中興社稷之重任

第五十九章　改制（二）

曾炩沉默不語。…====…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強悍武力剷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穩定社稷，平息戰火之後，國策難道就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