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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橄欖型社會”。“啞鈴型社會”由於存在上等階層與下等階層的鮮明對立，因而充滿著戰亂和社會動盪，而到了“橄欖型社會”後，由於相當一部分下等階層升為“中產階級”，且上等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變小，因而社會變得相對穩定了。

“中產階級”在社會變革或改革中往往發揮著非常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國內外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思想啟蒙”、“工業革命”、“商業革命”、“光榮革命”、“明治維新”、“戊戌變法”中，“中產階級”都發揮著非常關鍵的重要作用。

中國好不容易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取消了帝制，剛剛擺脫了大山一樣的皇權食利階層，萬萬不能重新回到原來的軌道。

以皇權為核心的地主階級，上至帝王將相，下達皇親國戚，還有地位顯赫的豪門貴族和地方財主，均系“食利階層”之列。這就如同以皇帝為中心而輻射開來的“裙帶”關係網，他們不僅享有減免賦稅，封妻廕子等權利，而且還可以利用職務徇私枉法，犯奸作科，敗壞綱紀倫理。

以盈利為目的的地主和放高利貸者，同樣是這個階層的獲利者。

李安生迫不及待的想要上臺，是要徹底的清洗封建殘餘，清洗袁世凱妥協或者造就的新的食利階層。

這個階層，有的是封建殘餘，有的是老袁造的孽，有的是混進革命隊伍的投機者，對於這些人，李安生絕不手軟。

古代各級官僚不是憑藉自己在經濟上的地位而上升為“食利階層”的，由國家任命、官吏推薦或者透過考試而取得官位，並且按官職領取國家俸祿，最終成為“食利階層”的食利者。

現在的許多官僚，也開始出現了這個苗頭，在東北、兩江等地，固然好的多，但是在直隸等地，形勢卻不容樂觀。

即便沒有內戰的危險，沒有了政治派系的尖銳鬥爭，但是潛伏下來的食利階層，已經成為了李安生最大的敵人。

中國應該成為民主社會，而不是成為階級社會。

在整個階級社會中，以官僚為代表的“食利階級”都或多或少地與特權聯絡著。他們不僅佔有全部或者絕大部分生產資料，而且還享有種種特權，除了食取國家俸祿外，還有以下特權：減免賦稅；“官當”即以官抵罪；“任子”、“廕襲”即大官僚有權保舉自己的子弟做官；利用職務謀取私利等等。

因此，僅憑特權而發家致富上升為“食利階層”是舊社會常有的現象。

這個現象，在封建殘餘濃重的中國，一百年後也不會改變。

中國歷史上的“食利階層”是一個腐朽沒落的特權階層，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他們在政治經濟方面享有種種特權，講究吃喝玩樂，琮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物慾膨脹，生活腐化，違綱亂紀，**理，精神頹廢。

李安生的書房中一付大字，“為中國之崛起而奮鬥”，這幅字同樣也出現在了學校、政府部門、車站、工廠等地方，成為了國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這個食利階層的精神腐朽波及到當前形勢大好的舉國拼搏奮鬥風氣。

他並沒有辦法去消除這個階層，因為，歷史證明，這個階層是永遠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夠利用好這個階層，還能起到好的作用。

這是把雙刃劍，比如後世的山西煤老闆們不消費豪車，全世界的豪車生產都要受影響。

因為“必須要有一個不勞而獲的‘食利階層’，才能夠給社會企業帶來利潤，才能消化剩餘生產。”但是，“食利階層”容易畸形發展，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失業，貧困，社會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甚至**等。

他們憑藉多年的積累，使自己與別人產生一個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等情緒就無形之中表露了出來；作為參照的另一批人，會因此產生嫉妒、不滿、憤憤不平的情緒，感覺自己的付出與自己的所得極不相稱，萌芽了“撈好處”、“混日子”的消極想法。

這就容易導致貧困、兩極分化，窮則更窮，富者更富。

當代社會的“食利階層”就是透過出讓生產資料的使用權，而獲得收入的階層。在古代社會能夠用於出讓使用權而過的收入的生產資料，主要僅限於土地和錢財，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現代社會，能夠用於出讓使用權而獲得收入的生產資料大大增多，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土地和錢財，還包括機器裝置、智慧財產權、技術專利、品牌商標、運輸能力、流通渠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