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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親批奏本太累，想在宮廷中重設司禮監作為助手，以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就像平常人家聘個寫文書的西席先生一樣，外人誰管得著？

雖然這個寫字西席可能會利用機會延伸出無數權力，但除了講空洞道理♀朝文官從法理上沒有阻止重設司禮監的理由和方法，又不可能公然闖進皇宮圍堵司禮監。

與重設司禮監不同，選出若干勳貴成為廷議的正式成員。那就是另一種狀況了。

要知道≡從朝會成了禮儀性的擺設後，大明朝廷的議事制度主要有三種，朝議、廷議、部議。

其中在君臣相隔的傳統中，只有重臣參加的廷議是最重要的一種議事。是外朝政治的核心。而廷議結果要奏請天子定奪，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發廷議。直到雙方達成共識為止。

真正的廷議，參加人員範圍無論大小，只在內閣、六部、科道里打轉，不包括勳貴。但從景和朝以來，慈聖太后召開的朝議，包括李佑參加過的那些次，其實都是廷議的變種。

因為錢太后畢竟不是皇帝，有很多微妙之處，需要親臨現場№一方面，錢太后要塑造“女中堯舜”形象，所以常常很勤奮的親自參加議事，但又不主導議論。

結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議變成了名為朝議、本質還是廷議的模式，區別只是議論結果由會後上奏天子，變成當廷奏請秉政太后而已。公卿勳貴雖然因為有朝議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但仍舊沒有發言權。

別的時代情況不一，而景和朝的廷議完全由文官壟斷把持，不容外人染指的※裡面安插勳貴，將勳貴參加廷議變成定製，等於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營，比重設司禮監難上無數倍。

思考到這裡，李佑算是將這次大變局的條理梳出來了——司禮監和勳貴這兩手堪稱是一內一外，用司禮監鉗制內閣的決策權，用勳貴幹擾外朝的議政權，從而要達到加強皇權目的。

又想起歸德長公主和天子，李佑認為這兩位應該知情的，甚至與太后達成了默契，有合力為之的嫌疑。

歸德長公主身邊最得用太監是吳廣恩吳公公，這次居然沒有跟著主人南下，而是留在了京師，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畢竟重設司禮監和抬高勳貴對天子沒有壞處。新嫩天子面對龐大而複雜的文官集團，沒有助力就是孤掌難鳴，並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樣的鬥爭高手。

甲申之後，有一批新興勳貴。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偃武修文之下歷史又進入了新的輪迴。還發生了因慘遭忽悠而廢除司禮監和東廠這種事，對於皇家而言無異於自廢武功。從而導致文官漸漸坐大，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號。

若重設司禮監負責批紅，任用勳卿參與議政，起碼可以稍稍制衡事實上已經獨大的文官，讓寶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幾口氣，不至於被動的變成孤家寡人或者堯舜之君。

太后面臨交還大政的時候，不可能突發奇想、心血來潮便要改變朝局。不然亂了幾個月，等天子親政後又變回去，那不純屬搞笑嗎。

所以李佑敢斷定，歸德長公主絕對是這些事情的積極推動者，還有可能是參與者。而在這個時間，天子南巡離開京城，太后或者說趁著天子不在京城時發動變局，也有很多深意。

一是既然太后有積極性，那就沒必要母子齊上陣。讓天子避開紛爭，保持超然位置，關鍵時刻可以作為緩衝。若太后變局失敗，則不影響天子回京後親政。

二是將天子親近的班底帶出京師，免得成為激烈交鋒中的犧牲品。如果京師空出了合適位置，還隨時可以用這些人補上。

想得越多，李佑越感到山雨欲來之勢，收起了一開始的輕浮心情。預謀的變局如此之大，要從根本上改變近一二十年來朝廷權力格局，很可能隨之要有大動盪了。

依照國朝的傳統，如果大朝爭僵持不下，就難免會曠日持久，幾年都不算什麼。

李佑回憶起史上幾次著名的朝爭，比如世宗朝的大禮議、神宗朝的國本之爭，都是戰了一二十年才塵埃落定的。那才是真正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上演了無數陰謀與詭計、忠誠與背叛、悲歡與離合。

相比之下，前一兩年的首輔之爭，只不過是小打小鬧而已，最大的犧牲者也僅僅是一個個六品渣中書被貶斥到地方。

難道應了靜極生動之語，基本太平了十幾年的朝局還是要亂一亂？李佑甚至還冒出個怪異念頭，自己在內閣辦事時的觀察來看，近十年的穩定朝局，簡直是非常態的大明朝，正常情況下的大明朝局，怎麼能是這樣一潭死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