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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或親屬封典。但向政府捐錢輸谷，便可買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長）以下，地方政府道員（地級專員）以下的中低階文官實缺，當始於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亂”開始之際。當時稱作“暫行事例”。但因為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軍費猛增，黃河淮河決口導致南糧北運中斷，而旱澇地震造成的哀鴻遍野如果不採取措施及時救濟的話，災民一旦暴動，將無法收施，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於是清廷開始“廣開捐納”。後來只要每當政府需要“額外收入”時，就臨時求助於賣官鬻爵的辦法，而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這個臨時性的制度就演變成了一項長期措施。

這種“權錢交易”的“捐納”制度，歷來為有識之士所痛恨，但因為“現象”過於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沒有人能拿出解決辦法來。

從馬文龍說的，孫綱這才知道，“捐納”制度可以說是滿清帝國官僚體制的一大資源，到了晚清時期可說是主要資源了。

至遲從康熙中葉起。因為滿洲八旗子弟已經成為了地地道道地“寄生族群”，所謂的“科舉取士”也難以製造維繫滿清帝國體制所需的“能員幹吏”，因而清廷不得不從世職、科甲以外地“異途”汲取人才。而囿於傳統和“祖制”。清廷尋求異途人才，只能乞靈於中世紀的“市場機制”，即“權錢交易”。而清朝的各位皇帝實行“捐納”，出發點和歸宿大都是為了緩解天災人禍導致的突發性財政困難，並非是真的為了尋覓異途人才（或許雍正皇帝是個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間學識兼備地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視捐班。不惜耗費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納，包括常捐即捐貢監、虛銜、加級、記錄和封典等，大捐即藉口賑災、河工、軍需等開例地實官捐（據說珍妃也參與過這種事），出資捐輸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職乃至已革官員，無不把捐資作為交換權力的條件。清代的捐班於是成為腐敗官僚的同義語。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輸銀補缺的官員，也無不痛詆捐納體制。

甚至於可以這麼說。貫穿全清一代而漸成主流地捐納制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實就已經成為滿清王朝的自殺機制。

孫綱明白馬文龍地意思，別人不說，他一開始能進入北洋水師供職，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才幹被李鴻章和丁汝昌所賞識，而是馬家幫他花了銀子的緣故，再加上李鴻章和丁汝昌的保舉，他這才一路“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的。

在當時，即使是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上任後也要“輸銀補捐”。孫綱上任後的“捐”大都是馬家幫著補的。所以馬老爺子對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當年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對這個“捐納”制度馬文龍在心裡其實是非常痛恨的，現在清朝滅亡，新地國家剛剛建立，他希望，自己地女婿能把這個和“腐敗”劃等號的“捐納”制度埋葬掉。

孫綱明白了老人地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負老人的期望，堅決想辦法把這些“積弊”想方設法革除掉。

春節剛過，孫綱就發現，自己以後恐怕得在北京上班了。

為了讓國家能夠儘快的步入正常的發展軌道，李鴻章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前清的體制基礎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系統。上任伊始，孫綱就向政務院提出過中國官僚行政系統存在的問題，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對此也是所知甚深，認為是當務之急，需要馬上解決，於是在政務院進行了集體討論，又徵求了一下各省代表的意見，在此基礎上，確定了“華夏共和國”的新行政系統。

根據擬定的新制度，“華夏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機構為“政務院”，“政務院”下設的國家行政機構則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機構基礎上加以變動形成的，為了讓各個官署以及主管官員職責明確，改變原先封建行政系統職權不清，相互掣肘的狀態，“使事有專責”，把原來的“吏”、“禮”、“兵”、“刑”、“戶”、“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個，並改變了名稱，主管國家財政的“戶部”變為“度支部”，主管軍事的“兵部”變為“軍務部”，“工部”變為“工業部”、“農業部”、“商業部”，“刑部”變為“司法部”，“吏部”和“禮部”保留原來的名稱不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新增“鐵路部”、“礦務部”、“郵傳部”、“交通部”、“民政部”、“監察部”和“警務部”。

在各部成立的同時，合併取消了一些清代重複設定的官署，象取消內閣和軍機處，收權力歸政務院；太常寺、光祿寺和鴻臚寺等官署都被併入了禮部；原先的兵部、練兵處、太僕寺、全國督辦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