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馭民之術(第2/3 頁)

馬光的保守派，最終演化成了黨爭。

王安石打擊保守派，烏臺詩案，一大批反對派成員被貶斥。司馬光執政，又將新法官員全部貶謫，同時將推行了近20年的新法盡數廢除，此為“元佑更化”。

公元1086年，司馬光、王安石同一年去世。黨爭反而愈演愈烈，國家政策搖擺不定，國事日非。就像歷史上的靖康之恥，投降派、主戰派輪番上臺，最終導致了國破君亡的可悲慘劇。

兩河無主之地，正可以大肆推行這“中華學堂”。一旦事成，便可以和行政學堂無縫對接，足可以改變兩河教育的現狀。

“相公，宣撫司若是不開科舉，恐怕會冷了天下士子之心。”

“開科取士，一年不過一二百人，最多不過四五百人。兩河“行政學堂”，再加上招賢納士，至少已是千人。要說冷了天下讀書人之心，恐怕言過其實吧。”

王松哈哈笑了起來，神情也變得嚴肅。

“若是隻想當官，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甚至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大宋朝廷哪裡可以混混，在我宣撫司治下，想都別想!”

李若虛心裡一驚。大宋朝廷不抑兼併，不限官員經商，不懲處貪汙受賄，官員上下其手，個個富的流油。到了王松這裡，要講究吏治清明，這些舊派的官員，很多人因循守舊，不與時俱進，恐怕要栽跟頭。

“相公在兩河墾荒屯田，興辦實業，編練新軍，安撫教化，雖是功在千秋，然這興辦學堂，開啟民智一事，似乎頗有不妥。”

“哦，李公有話直說，在下洗耳恭聽。”

王松不由得一愣。看來對義務教育這件事，李若虛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他並不是獨斷專行之人，李若虛性烈如火，直來直往，倒是和謹小慎微的馬擴、黃縱幾人互為補充。

“相公雖是文韜武略，但未必博覽群書。相公可曾觀過?商君書??”

王松看著小心翼翼的李若虛，哈哈大笑了起來，也瞬間弄懂了他話裡的意思。

《商君書》是戰國時秦國名相商鞅所做，也被列為天下第一禁書，歷朝歷代只能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

想不到這李若虛，竟然也讀過此書，而且還對這些邪術如此推崇。

“原來李公也知道商鞅的馭民五術，而且是情有獨鍾啊？”

商鞅的馭民五術，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壹民就是愚民，五術為歷代帝王王霸之道，以此為不宣之密。

閉塞試聽，讓百姓愚昧無知；讓百姓整日勞作，耕作不息，沒有精力胡思亂想；民辱則官尊，百姓尊嚴全無；嚴苛賦稅，百姓終日在溫飽線上掙扎，人窮志短，易於控制。

這便是弱民之策，和真正儒家思想的“有教無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比起來，實在是驚心動魄、醜惡不堪。

這不由得讓王松想起了後世的“總缺三兩銀子”的典故來。

《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記載了清朝乾隆時期的資料：中國農民一直以粗糧、青菜為主，偶爾能吃一頓雞蛋，除節日或特殊時間，肉類很少出現在餐桌上。

當時，中國一個普通中等農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兩白銀左右，但花銷卻多出了3兩，為35兩；在同一時期，英國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等的發明，是技術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工業時代。

領先世界千年的中國，為什麼無人鑽研“蒸汽機”？“3兩銀子”的收支差額便是罪魁禍首。一個家庭一年掙32兩卻要花35兩，缺少3兩銀子，不能放開吃，家無餘糧，誰有閒情逸致去鑽研“蒸汽機”？

商鞅的 “馭民五術”，是古代帝王必學學科。百姓解決了溫飽問題，便會琢磨其他事情。乾隆的“缺少3兩白銀”，便是就是“貧民、弱民、愚民、疲民”的所謂帝王之術。

李若虛臉上一紅，表情卻是十分嚴肅。

“既然相公知道馭民五術，知道愚民、弱民之策，又為何要大辦學堂，開啟民智，豈不知“民愚則易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治國之道，首在弱民”。相公大肆辦學，開啟民智，有教無類，豈不是與治國之道背道而馳?”

大宋朝廷以文制武，卻也是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除了少數的文化精英，大多數的百姓，不還都是老老實實的窮苦人家嗎。

要是百姓都富有，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起義了。宋史所載，宋朝300餘年，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