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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道德和致中和的大道。

從負向來講，這種致知論消減了人心的物理認知作用，增加了道德認知的任務，故致程學“重心而輕物”，“重德性之知而輕物理之知”，使認知取向轉向本心之內，對於物理世界的認知則不足。若將之用於治國，則使國家擁有精神而失體魄之強，必受外力之侵。就如“儒士遇上蠻夫，任你道心強大，一拳可擊倒矣！”

名可秀的這個譬喻讓人失笑之餘，也覺得深有道理——當然，程學不這麼認為。

新學是最先跳出來支援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學與理學並沒有太多矛盾。

新學是經世致用的學派，與程學、溫學的認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們同樣存在著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說，則讓他們耳目一清，久困於心的矛盾解決了。

因此，新學最先跳出來表態，當然，這與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關係。

二程和司馬光對格物致知都有釋義，名可秀的釋義與之相去遠矣，程學和溫學自是發文反對。

但是，對於普通學子來說，名可秀的釋義卻是比程學的釋義更清晰明確，也更容易理解；與溫學對比，則兼顧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禦外物”，更能讓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學派的，也認為這種認知論更有益於學習。

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種學說多了一頂名為“權威”的帽子。對普通的讀書人來講，爭論學問那是學者們的事，他們還處在“學習、認知”的層次，誰的學問有權威，他們就信誰的，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說在普通學子中接受面很廣。

這對理學的發展，影響無疑很大。

自從學派重新定義後，理學沒有了“格物之理”這個“拖後腿”的，就好比輕裝上陣，如今又有儒宗的東風，其發展勢頭正是疾風蓬勃無可擋，欣欣向榮的前景又如“滿院東風，海棠鋪繡”，學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憲三十年，理學成為大宋第一學派。

大憲四十年，理學成為大周第一學派。

此起，理學成為華夏南北的儒學主流。

新學、程學、溫學、關學、蜀學等諸學派的地位雖有變化，但仍然各有發展，在學派的碰撞中揚棄、完善自己的學說，逐漸轉向專長領域，各有鮮明特色，同樣是儒學的明珠。

大憲四十八年，禮部作過一個官員學派的統計，發現近二十年來士大夫為官的學派分佈頗有領域集中的特點，比如：工部、軍器監、司農寺、天文臺等部署的官員多是出自理學；諫議官員、監法官員、廉政官員、御史臺官員多是出自溫學、程學二派；治政能臣、經濟能臣多是出自新學、理學、蜀學這三派；政事堂宰執多是出自新學、理學二派；而政事堂首相從蘇行衝起，都是擅長中庸之道的理學派出身。

這個資料從某種層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諸學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為林。”

這是大憲三十年，理學成為大宋第一學派時，名可秀說的一句話。

作者有話要說：新的理學，終於定義完成~~以後就是名氏理學，程朱理學神馬的木有了

☆、伊本遊記（一）

這是大憲二十三年的二月；今年的春天來得比較早，二月初京城的春風就有融融的暖意了。

錢塘江從正月初八以後；就又進入了繁忙的季節。隨著帝國商貿的繁盛，便帶來了航運業的繁盛，作為集天下物阜的京城，又依著錢塘江這等連通江河與海路的水利條件；航運自然是更加繁盛，每年都是過年的那段日子才會清減一些。

京城設在錢塘江的港口共有四個；其中名為永興的港口是出海港，進出的船隊規模最為壯觀氣派，尤其是遠航三個大洋的船艦，至少也得是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的海舶，像“神舟”這種載重達一千一百噸的兩萬料巨舶已經不算是稀有的罕見貨了；而一萬料的海舶則是海商船隊的主要配置，屬於十分常見的了。

是以，在一支龐大船艦組成的南洋海商船隊中，一艘只有三千六百料的飛剪式風帆船著實不起眼。它的主桅上同樣懸掛著“中國”旗和“宋”字旗，但次桅上多了一面“驛”字旗，標示了它官驛船的身份，但外觀太“瘦小”了，夾在高大上的海商船艦中一點都不打眼。

不過，這種飛剪式風帆船向來是以快捷聞名，官驛船承擔了傳遞朝報和公務函件的任務，必是要求速度的，至於載客量則是其次。因為乘客只有官員或有官身計程車籍，或有前二者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