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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朝廷“）的晦氣。”

第15節：抨擊轉為冷靜的反思

柏楊用諷刺科舉制度的詩來抨擊聯考，而現在也有很多批判高考的人喜歡把高考和我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做類比。看來大陸和臺灣雖然實行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但畢竟同為中國人，不僅考試製度十分相似，連對考試製度的批評都如出一轍。高三的時候，我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樣，十分贊成這種觀點，直到大二才有所改變。那是一次校內的辯論賽，辯題是“高考錄取分數線是否應該全國統一”。我們是正方：“高考錄取分數線應該全國統一”。圍繞這個辯題，我組織了一次集體討論，對高考做了仔細的分析。考慮到反方可能用科舉制度作為例子來證明：全國整齊劃一的考試形式和錄取形式將會使高考走向僵化。我們專門準備了一整套辯詞來反駁這種觀點，其核心就是不能將科舉與高考做類比。雖說辯論賽是“辯題決定觀點”，辯論中反方新聞系代表隊也沒有拿科舉來說事，這個辯詞未能派上用場。但“科舉的弊端不能類推至高考”的思想卻為我所接受，並信奉至今。也正是由於那次辯論，對於高考，我才開始從一昧的抨擊轉為冷靜的反思。

首先，我們不可因為明清時期科舉的腐朽而否定整個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在其初期是利大於弊的，餘秋雨《十萬進士》中講的非常詳細：

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範，這種規範在哪裡？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制社會中也區域性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衚衕，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而後天資格主要表現於文才和武功這兩個方面。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無論是標準還是審查方法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所養的遠非全是人才。至於以武功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劃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看似先進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沒想到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