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2/4 頁)

，兩位女士因為一件小事惡語相罵，其“不衛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聽，最後，甚至發展到差點就要動起手來的地步。我們心裡一個勁慶幸，多虧車上的老外不懂漢語，多虧身經百戰的的地接社的中國導遊應對有招，使德國記者認為這基本上歸於“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別”。但鬼知道，同胞們的語音語調和身體語言是否真的逃過了德國大報記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對方如此高的禮遇也算難得，畢竟只有一次首航歐洲。不用說，出國看景的遊客，確實也自然而然成為國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綱上線”自然不必，但這樣的氣急敗壞也實在是不必吧？

按說，能參加到德國首航團的遊客，肯定是錢包殷實的一群，中國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儀”，看來，古人實在是樂觀過頭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個弱智者，每一個讀了上述這篇文章的中國人都應該感到無地自容。我們可以想象，兩個滿身名牌珠光寶氣的中國富娘們，為了一點芝麻大的事情，在一個誕生著黑格爾和貝多芬的國土上，盡情地展示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的風采：在兩張變了形的臉上，從她們口中飛出的髒語唾沫足已淹沒中國衛生部部長的辦公室；四隻張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亂舞足以使卡拉揚的指揮動作相形見拙！正是這兩位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個正在現代化國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卻在異國他鄉再一次顛覆著一個民族古老的格言“倉廩實而知禮儀”。然而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卻是大量的“倉廩實者，而不知禮儀”！

在這裡，我必須要糾正這樣一個流行的說法，即：我們現在的國民素質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為我們貧窮。我是完全不同意這種論調的。因為中國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當時的生活水平比現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當時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比現在卻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記憶中，雷鋒精神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紀念口號，記得我小時候經常以幫助別人為榮，只要在馬路上揀到錢馬上就會交給警察叔叔。在我的記憶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懇懇地工作而沒有任何怨言，他們從小就教育我們要遵紀守法、做一個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衝擊時，他們仍然保持著他們應有的尊嚴並不時地教導我們，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對未來充滿希望，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他們經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來告訴我們要時時保持一顆平常之心；要同情並幫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強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種家庭教育對我的影響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親去世的那年，我從北京趕回上海，看著他老人家彌留在人世間最後一瞬間的時候，我卻欲哭無淚，我像似在送走了一個時代的背影，一個雖然貧窮但卻充滿尊嚴的回憶。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難以回到這個現實的社會，離開了父母我始終難以在耳邊聽到兒時就已經敲響的道德鐘聲，這好像是一種恍如隔世的聲音，今天它卻猶如一頂破舊的草帽，飄落在沙塵暴肆虐的灰暗的城際中。

一本書上說，前幾年當俄羅斯還處於一個非常時期時，當人們排著隊在搶購麵包的時候，就在他們排起長隊的頭頂上，滿街的櫻桃樹上掛滿了櫻桃，但沒有一個人去摘它，用來填飽肚子的麵包和象徵道德境界的櫻桃以一曲高貴的重奏，和諧而平靜地安撫著普希金、萊蒙托夫、柴可夫斯基、契可夫、高爾基等一切精神塑造者們的魂靈……

與此同時，在一個已經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國北京，在西單這樣一個繁華的商業大街上，幾年前一家商店為了方便廣大市民而免費向大家提供了數百把愛心傘，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時候能夠方便使用，並同時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後能夠送還，但所有被拿走的雨傘無一被送還……

這是因為貧窮？還是因為缺“德”？還是讓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蒙臺梭利式教育理念

德國哲學家康德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中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論述，他說：“有兩種東西，人們愈是經常、愈是反覆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們給人們所灌注的時時翻新、有加無已的讚歎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

在西方的傳統意識中，一個人的道德被認為應該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本性，就像康德所說的那樣，它與頭上的星空是並存的。也正因為如此，西方人已經把對一個人的道德教育視為一個人必須具備的生存原則；於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