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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道德意識是從小就必須與生命一同養育的，所以我們缺乏一種像康德所說的那種先天性的道德法則，於是等我們長大以後就普遍得了一種“道德教養綜合缺乏症”。因此，即便是文化人，也難以倖免。這，就是我們深深的悲哀！

“你還是人嗎”？這似乎是人對自我的一次責問。因為“人”不應該是這樣缺德的。人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個人，那麼人就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法則，否則，他就不是“人”。

文明豈止差一點

在中央電視臺的一次《實話實說》節目中，現任外經貿部副部長的龍永圖先生，在講到一個人責任和誠信問題時給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次他在日內瓦開會，有一次他上衛生間，當他上完衛生間正準備離開時，龍部長髮現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聽見在他旁邊的一間廁所內一直髮出一種聲響，而且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於是好奇的龍部長就輕手輕腳地開啟門想看個究竟。門開啟了，只一位小男孩正在吃力地試圖放水，因為該男孩太小，所以他夠不著水箱的拉繩，於是他就在一次又一次地做努力。講到這龍部長當時十分感慨，他說：就這麼一個小孩子，他就有一種十分明確的責任感，他用完廁所，就必須放水，儘管對他來說有些困難，他卻十分執著。

與餘秋雨先生一樣，龍永圖先生之所以對這件小事感慨萬分且念念不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們當下這種嚴重缺乏公共道德及誠信的一種不滿。如果說在長白山這起事件中，我們的文化人在“德性”上遠比不上那位小孩，那麼在龍部長所說的這起事件中，我們根本就無臉來比。去看一看吧，在中國的公共廁所裡，得，我還是別再描述了吧，因為太髒！與龍部長所說的那位孩子相比，我們能稱自己是“人”嗎？

1997，我應山西一家著名企業的邀請，來到太原。為該企業做整體形象策劃。一天，在酒足飯飽之後，我們繼續在總經理辦公室裡會談。席間，我來到了位於總經理辦公室正對面的衛生間，一進門，一股臭氣撲鼻而來，滿地的髒水拌著衛生紙如同一間釀酒車間，見此狀，我拔腿就跑。後來我對該企業的老總說，有兩件事您最好先給辦了，第一，把廁所的衛生給搞好；第二，告訴總機接話員，說話要有禮貌。在回京的火車上，我一直在想，就這種意識和素質，中國企業還要搞什麼形象策劃？隨後，我便與我同去的一位北京大學老師張浩達先生聊起了音樂……

說起音樂，我比較感慨，因為音樂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國界的東西。每一個人可以在每一個地方自由選擇聽每一種音樂，所以我說，音樂很神聖。

但，神聖的音樂在中國有時候卻變得不那麼神聖了。

2002年8月份，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帕爾曼再一次來到北京演出。對於帕爾曼，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一位殘疾人，一個坐在輪椅上無法行走的男人，卻用他驚人的毅力和對音樂非凡的感悟能力，成為了當今世界上最傑出的小提琴大師。在他的琴聲裡，我們可以聽到一種對生命的深深感悟、一種在人間蒼穹中無微不至的關懷，無論是貝多芬的豪邁還是柴可夫斯基的憂傷，在帕爾曼的琴聲中，我們都能夠透徹地予以細細品味。於是，我又一次期待著這次音樂會的到來。

然而，帕爾曼的這次音樂會卻被安排到了人民大會堂。我一聽到這個訊息，心想：完了。因為帕爾曼的音樂將不在神聖。而我也將失去了一次親耳聆聽帕爾曼音樂的機會。因為，在幾年前我便發誓：絕不再去人民大會堂“聽”所謂的音樂會。因為我在那裡受過多次刺激。按常理來說，在這麼一個神聖的場合聽一場神聖的音樂會應該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但是你會發現，在那麼一個神聖的場合裡，很多人卻不是去聽音樂的，更多的是一種撫弄高雅者的交談場所，是一種孩子們滿場跑動的訓練場。此間，音樂經常被一片手機鈴聲和交談聲所猥褻，指揮家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來轉向聽眾，本應完全沉浸在音樂中的情緒，卻無奈地用嚴肅而又不失風度的眼神默視著嘈雜的聽眾：能不能安靜一些？這裡是在演奏神聖的音樂啊！有話能不能回家再說，能不能在兩小時內不露出精神破綻而成為哪怕是一個計時的文明者？這樣要求應該說不算太高吧。但是我們很多人卻依然做不到！

因此，我沒有去聽帕爾曼的音樂會。因為不願意再去受這樣的刺激。

結果是果不其然的，帕爾曼的音樂會依然無法神聖。音樂會後，《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倫兵先生以一篇“文明豈止差一點”為題，再次表露了他對此現象的憂患意識：

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