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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別接。”
“他當然要接,”克萊爾說,“必須要接。”
“好吧,要是他非接不可,”他問克萊爾,像是我根本不在場,“作者照片能交給我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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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克萊爾這種出生沒多久的、剛剛來到這座城市的和我母親這種寧可不知道這些事情的朋友介紹一下情況:達利安·克雷,江湖人稱“攝影迷”和“拍照殺手”,於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間在紐約市綁架、折磨並殘酷殺害了四名女性。這位狂性大發的藝術愛好者強迫女人擺姿勢供他拍照,然後殺死她們,肢解屍體,將屍塊(更準確地說,大部分屍塊)扔在皇后區和長島各處的垃圾箱裡——只有頭部除外。
照片於他被搜捕期間被寄給警方,也許是為了嘲笑,也許是希望能在找到各個女孩的屍塊時公之於眾。儘管照片沒有向大眾公佈,但媒體用來形容的字句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造型”、“可怕的場景排程”和其他栩栩如生的恐怖術語。我記得那幾個月,歇斯底里的情緒在這個城市逐漸累積,每次殺戮都讓恐懼和憤慨更進一步。小報的血色頭版標題喊得聲嘶力竭,電視播放警方的素描,警告女性注意鉛筆畫像中可能是五十歲以下任何一個白人的罪犯。一個專門熱線的設立使得群體驚恐愈演愈烈,因為虛假目擊、虛假指控和虛假自首接踵而來。市府會議開得火藥味十足,薩菲爾警務專員和朱利亞尼市長焦頭爛額。市長安慰大眾說只有少數女性——年輕貌美的模特——才真正需要擔心,這下可算是捅了馬蜂窩。有委員會義憤填膺地討論物化女性的問題,我們色情業自然被指為同謀,時尚業和廣告業陪綁,因為我們不知怎的讓砍殺女人變得“可以接受”。我承認,當時這個念頭確實讓我驚恐。我總能看見一摞染血的《淫慾》雜誌,封面標著我的名字。不過正如珍妮在我無法入睡時安慰我說的,我們的一般讀者群其實只是半夜上廁所的孤單保安,還有車裡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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