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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留在家裡，還在接客時把他鎖在壁櫥裡。剛開始小達利安又哭又鬧，於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學會保持安靜。他在禁閉期間尿了褲子就會捱揍。被捕後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報告說她的孩子獨自在家，社會福利人員確實因此帶走了他，他由於無人照看而成為州政府的受監護人。她認輕罪服刑六十天後出獄，卻沒有出席兒子的任何一次監護權聽證會。她拋棄達利安，繼續在各個城市積累被捕記錄——舊金山、洛杉磯、底特律。後來她也許改邪歸正，因為一九九六年以後就沒訊息了。她當時大約四十到四十五歲，有可能和許多慣犯一樣，年紀漸長，厭倦了職業罪犯的緊張生活。也可能已經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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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戴著耳機聽著磁帶在車上睡著了。我做了些古怪的夢，被耳機線勒醒後忘了個乾淨，到紐約時已經筋疲力盡。可是，這一天還沒過完。我從地鐵站走回家，看見一個像是臥底警察的傢伙走出一輛像是臥底警車的轎車。車是黑色的雪佛蘭，男人身穿黑色大衣、海軍藍正裝、白襯衫和紅領帶，但不是硬漢條子那種型別。他看上去很精明，戴無框眼鏡，嘴唇抿得很緊，臉上皺紋交錯。他開始花白的黑髮向後梳，對警察來說有點長。我突然毫無理由地驚恐起來，儘管我不停地對自己說你沒有做過任何錯事，但不知為何在我內心深處，還是有幾分矇矓但無法驅散的罪惡感。

“布洛赫？”他問。

“對。”我平靜地說。

“我是湯斯特別探員。”

“什麼事？”他向我出示證件，但我只看了一眼。我在網上搜尋資料時見過這個名字，對他的面容也略略眼熟：他是逮捕克雷的聯邦調查局探員。

“能給我一分鐘嗎？”他說。

“沒問題。”我儘量用低沉的聲音說，“上樓去喝杯咖啡？”

“沒時間。今晚我要飛孟菲斯。你要是不介意，咱們在我的車裡談吧。”他開啟轎車後門，沒有等著看我到底介不介意。我當然介意，但還是坐了進去，他跟著在我身旁坐下。駕駛座上的探員下車，方便我們私下談話，也可能是不想目擊我被折磨。

“書寫得怎麼樣了？”他問。我和他直視彼此，像是坐在露天汽車影院裡。

“挺好。”我說，“多謝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