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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很多人在上學期就已經把自己“賣”出去了，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等待，這本身沒有好和壞之分。但是如果進行一次求職就把自己“賣”掉，這本身就放棄了繼續瞭解社會的過程，“貨比三家”是通常的商業規則，求職本身也是一種交易，在一家企業或者律師事務所透過談話水平測試在挑選你的時候，有經驗和準備的面試者實際也在考量對方真正的企業文化和實力與自己的契合度。我個人做過最大的上海律師事務所之一的面試，當時對方的面試陣營規模宏大，然而，在整個面試過程中，聊的時間很長，可是一直都沒有能夠搭建起一條有效也有深度的溝通橋樑，這和自己之前經歷過的成功面試感覺非常不同。最後雖然也拿到了OFFER，可是自己深知在面試過程中的感受已經足夠能說明一種個體文化和企業文化的不融洽。

總體感覺，面試複雜程度、過程越多、經過多次筆試、英語能力測試、小組測試、一面、二面，甚至三面，也未必就是很好的地方，而往往面試比較簡單的反而可能是很好的機會。複雜的面試往往大企業或者是透過這種複雜程式增加求職者對該工作機會的珍惜程度，而這些機會本身卻未必適合每一個人。在大企業中我們只能是一個環節，更多的是例行公事式的工作，本來把面試工作複雜化就是大企業各個環節細化的表現。而那種非大型企業採用複雜的面試程式，除了說明他們在故意學著正規外，有點“東施效顰”的感覺，更多說明他們對自己辯識人的能力不夠，不能迅速對應其職位需求找出最適合的人，而是透過流程式的東西來達到，這種公司某種角度也不利於創造力的發揮。好在北大的學子沒有被這種外在的東西所欺騙，很多人最終拿到了按照通常看法不錯的OFFER，但最終卻選擇了拒絕，去了按照通常看法不是很好、但很適合他發揮的地方。所以，那些沒有最終拿到某大公司的OFFER的也未必是壞事。

再談外語的重要性

可以想見大多數求職成功的畢業生們都或多或少地得益於英文或其他語種水平的優秀，尤其是進入了各大諮詢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的同儕們。

實際上，法律專業也一樣如此，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法律服務領域將面對國際律師事務所大開門戶，作為一項專業服務，無論是國內的或是國外的法律服務機構都將史無前例地面對日益國際化的法律服務對於多語言轉換或同時表達的基本要求，同時要求涉及多個國家相關法律條文的相互切換，這樣面臨的將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還有法律語言習慣問題，法律條款內涵的不同等等。

自己經常跟師弟師妹談起一種想法：語言的優秀在近4、5年內還能成為一個人在求職當中一個加分的優勢，然而很可能在不遠的幾年之後，類似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的局面，英語將會作為另一個在華語世界的強勢語言被普遍採納，這樣，在今天不具備這種基本素質的人們將會很快被取代。

的確，自己在整個求職的過程中，之所以拿到不少offer，語言的優勢實在是幫了大忙。從前向師兄師姐打聽的時候，頂多聽說他們在面試律師事務所的過程中被要求讀一段英文的文章然後闡釋大意，然而就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律師事務所也在面試中開始安排起大塊的英文面試時間來。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有的律師事務所在一個小時的完整面試過程中專門安排了1/4的時間把面試語言做突然切換，又是讀又是說，法律英語的內容也被安排進來；外資的律師事務所也理所當然地用英語來做長時間的面試和筆試：面試的時間少則20分鐘，最長的時候要用英文持續聊到一個鐘頭還不能聊到沒話說；筆試就更加恐怖了，關在一個屋子裡面，要麼給你紙筆，要麼就是給你一臺桌面空空蕩蕩只有一個空白文件的電腦，用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做繁瑣的memodrafting或者翻譯。很明顯，語言作為很基礎的工具，在這樣一些求職的環節中所起到的作用卻是很大的，有時甚至要超過知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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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取名叫做此時彼刻，因為我時常相信事物的因果，想一步，再多一步，也許就能夠給自己一個更遠的視野和目標，此時的每一顆小心翼翼剝開的糖果，也許會在彼刻帶給你很多的不一樣。因此；雖然每個人的經歷不可複製；但我仍舊懷著一份良好的願望；希望能把一些即使瑣碎但不無裨益的經驗口口相傳。

北大是北大，我是我

李芳芳，女，北京人，2000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一年後轉到中文系，就職於藍色游標公關顧問機構

“偶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