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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活真正的好轉。他們不是失去了任何東西，而是做了一件有利的交換：動盪不安的生活為更穩定美好的生活取代；對自然的依賴變成了獨立自由；不必再暴力傷人他們就有著自己的安全；不必再以暴易暴他們就可以獲得社會集體中神聖的權利。他們奉獻給國家的生命，而獲得國家不斷的保護，當他們勇敢的捍衛國家時，不就是他們回饋他們獲得的保護嗎？他們在自然國度中不是要更經常更危險的如此冒險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嘛？人們當然要在必需的時候為國家而戰，同時人們就不必為自己而戰了。我們冒險去保衛給予我們安全的國家，比之在沒有國家時要冒更大的危險，這難道不是很大的改善嘛？－－－－－－－－【原注１】有心的讀者，請聽我請求，不要過快地指責我自相矛盾。語言的貧乏使這一切不可避免；但只請等一等，再看一看吧。

《社會契約論》第二冊第五章

生和死的權利

也許有人會問，個人本無權拋棄自己的生命，他又如何有權把這樣的權利轉移給主權者？並不是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而是這個問題問的方法不對。每個人都有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而冒生命危險的權利。當人為了逃避火災而從視窗跳出時，難道別人會說這是自殺嗎？難道能指責在海難中死去的人犯罪，就因為他早知海上的危險嗎？

社會契約的目的是保障契約各方的生存。為了這一目的，人也就必須有相應的手段。這裡的手段是和危險以至生命損失分不開的。任何人如果要保障自己而犧牲他人，他也就必須在需要的時候也為他人犧牲生命。當法律要公民冒一定的危險，公民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了；當政府說為了國家你必須獻身，他也只得殺身成仁，因為這是他一直在安全中生活的條件，因為他的生命已不再是一種天然產物，也是國家的有條件的許可。

刑事犯罪的死刑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看待。為了不成為謀殺的受害者，每個人就必須同意，一旦他自己成了謀殺犯，他就得償命。這遠不再是放棄生命了，而是他認為這是使生命更安全的方法；我們可以假定契約各方沒人自願上絞架。

更進一步，每個刑事犯罪都是在攻擊破壞社會權利，這種犯罪，使他成為國家的反叛和出賣者。違法，他也就不再是國家一員，甚至是向國家挑戰了。國家的生存因此不再和他的生存相容，兩者必去其一。當刑事犯死刑時，他不是公民，而是公敵。他的刑審判決宣告了他破壞了社會契約而不再是國家的一員。既然他曾一直是國家一員，至少是生活在其國土上，他就必須和它割斷一切聯絡，或者作為公約破壞者而驅逐出境，或者作為公敵而死亡；因為這樣的敵人不是一個法人而是真實的人，在此情形下，戰爭的權利是殺傷擊毀對方。

但是，有人會說，刑事犯罪的懲罰是一個特殊行為。不錯，因此它是在主權者功能之外的；它是主權者能夠授予但不能自己執行的權利。我的理念是自恰的，我只是沒有一次性說明白而已。

頻繁的處罰是政府軟弱或懶惰的表現。每個過失者都可能在某些事物上成為有用的人。如非他的饒恕意味著危險，他就不應被處死，哪怕是為了殺一儆百。

至於赦免權，依法被裁決有罪的人免於懲罰，這是超出法官和法律而屬於主權者的特權。但是此權定義不清，使用它的場合是很少的。在一個治理有成的國家不會有太多的懲罰，不是因為經常的赦免，而是因為少有犯罪。只有在國家消亡時，犯罪會太多卻大多不會受罰。在共和制羅馬，元老院和執政官不曾動用過赦免權，人民自己也不這樣做，雖然他們常常更改自己的主張。頻繁的赦免預示著罪犯不久就可不再需要得到赦免，每個人都知道將會發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心已在不滿地約束我的筆；讓我們把這個問題留給真正正直的人去討論罷，他得從無過失，自己永遠不需要赦免。

《社會契約論》第二冊第六章

法律

社會公約為政體帶來存在和生命；而立法為政體帶來意志和行動的能力，因為原有的社會公約並沒有決定它儲存自身的方式。

事物的本質決定了什麼是正常什麼是吻合於秩序，這是獨立於人類契約之外的。所有正義的唯一源泉來自上帝；不幸的是，我們不能從此終極得到直接的答案，否則我們就不需政府也不需法律了。無疑，從理性本身可以找到普遍的正義，但為了常人能夠接受，這種正義就必須是相互的。從人的角度看，顯然，沒有自然的認可，法之正義就不會有效，當正直的人在交往中總是嚴格守法但是對方卻從不實行，法就只會成為賞惡罰善的根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