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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在豆奶事件被披露前後，當地政府的態度沒有什麼變化。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沒有按規定上報國家衛生部，反而對帶孩子進京看病的家長作出“後果自負”的警告；海城往北京方向去的火車票停售；一些學校還安排老師“家訪”，看“家裡有沒有人去北京”。這些令人稱奇的應對舉措說明了什麼？

在媒體曝光此事之後，迫於公眾輿論的壓力，當地有關部門才展開調查處理工作。鑑定部門對李洋確定為“死於一氧化碳中毒”，這意味著相關部門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責。從當地政府部門的一系列表現來看，其權力範圍之內的鑑定是否可靠呢？只有由獨立的第三方來做鑑定才比較可信。這個鑑定結果與李洋母親的絕望服毒不無關係。然而至今所有的受害人尚未獲得任何賠償，刑事訴訟案亦未附帶民事賠償。難道沒有人為此事承擔責任，受害學生及其家長的慘重代價就白白付出了嗎？

這樣的慘重代價到底能夠換回什麼，起碼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進展和希望，沒有看到當地政府的態度明朗化。我們只看到，這個事件換來的竟是國家“學生奶”計劃的重創和癱瘓，受損的仍然是學生利益。是國家“學生奶”計劃本身有問題嗎？不是的，問題的要害在於地方保護傘之下的“隱性腐敗”。為了地方利益，可以違規使用非定點的本地企業生產學生奶，不合格的產品竟然可以暢通無阻地大規模流入學校，這其中應有的監管監督環節是如何被省略掉的？不針對實質性問題，卻將責任轉嫁到國家“學生奶”計劃身上，這隻能說明當地政府對這一關鍵問題的迴避。

到底誰該為此事承擔主要責任，究竟哪些人受到了相應處理，相關行政責任人的處理又是按照怎樣的程式進行的？對於這些關鍵性問題，公眾目前都一無所知。當地政府的態度和當初一樣，依然是曖昧和迴避。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正視，而僅僅“公而不開”地起訴一個生產廠家，我們能夠從海城豆奶事件中獲得的教訓價值就極其有限。這與社會和受害人的慘重付出極不相稱。更為可怕的是，這帶給受害人和公眾的可能是對於社會正義的某種失望。1113（原載《中國青年報》）

一個無聲的生命在說

兩週前的那個上午，我在北師大校園內看到了一個募捐箱。原來是該校體育系98級學生王濤在一年前練後空翻時，摔成頸部以下高位截癱，父母為他治傷業已傾家蕩產。我把身上僅有的19。9元錢投進箱中，並向守護募捐箱的同學問起王濤的近況。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校內學生的捐款只是杯水車薪，何不向媒體呼籲一下，為他尋求社會援助呢。我給報社打了電話，也發了E…mail，請他們“關注生命”。第二天就有位記者來電聯絡採訪，給人以莫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很快破滅了，由於一些不是原因的原因。記者只是打了一圈電話，始終沒有來趟現場。之後我也打了一圈電話，向京城我所能找到的知名媒體呼籲，然而都沒有迴音。

一位登山者遇到了暴風雪，他在逃生的途中發現了一個凍僵的登山者，是獨自前行還是救下一個生命？我就是那個登山者，我和需要救助的人沒有絲毫關係，然而面對一條生命，我們作出了怎樣的選擇？就在我行將絕望的時候，意外接到了一家報社的電話，並約定了採訪時間。由於記者沒有來過，也出於對王濤的關注，我陪記者進行了採訪的全過程。從學校到醫院，我們驚駭於眼前的發現。一年來為王濤醫治已經花去了80多萬元，學校暫時負擔60餘萬。在海軍總醫院的神經外科病房，我們見到了幾乎全身癱瘓，藉助呼吸機和泰能維持著生命的王濤，一直處於昏睡狀態。

他的臉也許有些浮腫，圓胖得顯出孩子氣。父親翻開他的眼皮，他的眼神還是直直地向著正上方。小鐵箱式的呼吸機的白管子連著他脖頸上的切口，喀噠喀噠地衝他的氣管裡壓著氧氣，機上的錶針一次次地打下來再回上去。他的鼻孔裡還粘著一根細管向外呼氣。右手的虎口處還插著輸液管，滴答著的泰能已經快輸完了。

他的母親回來了，是去買個電推子為王濤理髮。當母親嚥著淚水講述這天大的不幸時，王濤竟也涕淚橫流，母親趕忙為他擦拭著眼角。王濤是他們家鄉第一個考上北師大的，上高中時就曾代表家鄉赴京參加中日乒乓球友誼賽，名列第四。上大學後更是如魚得水，老師同學都說他是體育系難得的人才，如果沒有這個意外可謂前途無量。王濤做過呼吸細胞移植手術之後，由於體弱出現了腦積水，在頭部打過兩個洞，埋了根管直通到心窩以下排除積水。現在他嘴都張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