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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逼封，根本不存在什麼圖謀篡位的問題。對此，筆者不揣譾陋，就太平天國時期的洪、楊矛盾略抒淺見，僅就正於《如何評價楊秀清？》一文的作者，並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定都天京初期的洪、楊矛盾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為了奴化中國人民，外國侵略者費盡心機，絞盡腦汁，在中國大力傳播基督教。洪秀全卻把外國侵略者用來奴化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改造成蘊涵著反封建反侵略的拜上帝教，使它成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革命的犀利武器，這對帝8國主8義是絕大的諷刺。值得注意的是：蒙上一層薄薄宗教色彩的洪秀全的革命理論，正是中國社會科學技術、經濟文化落後的反映。拜上帝教教義的根子，是深深埋藏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的土壤之中的。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在拜上帝教的教義中，既有革命作用的一面，也有消蝕革命的一面。1848年春，拜上帝會的領導人之一馮雲山被捕，一時“黑雲壓城城欲摧”。洪秀全離開桂平縣外出設法營救，拜上帝會主持無人，“當其時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嚇”，“心無定見”。（《天情道理書》。見《太平天國印書》（以下簡稱《印書》）第十二冊。）楊秀清宣稱天父降凡，代天父發言，安定了革命群眾的情緒，並聲言天父差他降凡代世人贖病。同年10月，肖朝貴宣稱天兄降凡。（《天命詔旨書》。見《印書》第三冊。）為了領導集團的團結，洪秀全以後追認了楊、肖的天父、天兄代言權。但這就是矛盾的開端，正如范文瀾同志所說：“洪、馮創教，楊、肖代上帝、耶穌發言，宗教領導二元化，隱藏著分裂的嚴重危機。”（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第三章第三節。）

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安下了家，形勢發生了新變化。西征的軍事勝利，把革命前線推向了江西、湖北。洪秀全、楊秀清等有些革命領導人物住進了巍峨宏麗的東王府，再也接觸不到風起雲湧的群眾起義，看不到革命官兵手拿長矛大刀，出生入死地衝鋒陷陣。相反的是錦衣玉食，侍從成群。這些因素，磨損了他們剛銳的革命志氣，使他們眼光變淺短了，心胸變狹隘了。他們過高地估計自己的才能與功績，熱衷於追逐個人的權力、地位。於是，楊秀清與洪秀全的矛盾加深起來了。

1853年12月24日，楊秀清詭稱天父下凡降身，親率北王韋昌輝、頂天侯秦日綱以及東殿眾官上朝。天王聽說天父下凡，連忙至二朝門迎接。“天父（楊秀清）怒天王曰：‘秀全，爾有過錯，爾知麼’？天王跪下”，認錯。“天父大聲曰：‘爾知錯即杖四十’”。眾官代求杖，“天王曰：諸弟不得逆天父之旨，……哥子自當受責”，“即俯伏受杖”。“天父詔曰：爾已遵旨，我便不杖爾”。（《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見《印書》第十一冊。）

洪秀全究竟犯了什麼彌天大罪，要受杖責？據楊秀清說，是由於天王不善管教幼天王、王后及宮內女官。當時，楊秀清以天父發言的手段，訓斥洪秀全應管好幼天王，善待王后，饒赦那些有罪的宮內女官。（《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見《印書》第十一冊。）早在1853年3月2日，天王下詔說：“外言永不準入（宮內），（宮）內言永不準出。……後宮姓名位次永不準稱及談及，臣下有稱及談及後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也。臣下話有敢傳入者，傳遞人斬不赦”（《天命詔旨書》。見《印書》第三冊。）。試問：楊秀清怎能知道宮內事務？其耳目之多於此可見。他明知天王不許臣屬干預其宮內事務，卻偏要假天父下凡進行干預，這不是把天王詔旨視若弁髦嗎？洪秀全現在連宮內家庭事務都不能作主，且要受杖責，這不是明明要使天王內外事務都不能過問作主，成為一個木頭人嗎？

在楊秀清假天父下凡責罵以至要杖責天王后，回到了東府，意猶未足。為了對天王繼續施加壓力，他再次率領眾官前往天王府，“勸慰”天王。與其說是“勸慰”，毋寧說是對天王呵斥與示威的繼續。洪秀全震懾於“天父”的淫威，不得不“贊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藥石之論，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前天兄耶穌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國，曾諭門徒曰：‘後有勸慰師臨世’。爾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為，前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即是胞也”。（《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見《印書》第十一冊。）透過這次天父下凡，楊秀清獵取得如下的權力與地位：

第一，天王必須把宮內犯法的女官饒的饒，赦的赦，其情節嚴重者移交楊秀清審訊裁決，天王無權處理。

第二，以後天王“每事必與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