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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個三五百塊錢，當時這可不是個小數了，尤其是在這樣貧窮的地區，哪裡見過這許多的錢。退不起怎麼辦，幹部的愁帽就戴上了，有的人就想尋死上吊。李自強說，他在的那個生產隊，隊長就上吊了，其他工作團也都有兩三個自殺的。光句容就死了100多，吊死的、跳河的、喝農藥的，都有。後來中央發現了，這樣搞下去，農村基層組織還不全亂套了？於是又下發了23條，要求糾偏，迅速把幹部解放出來抓生產、抓工作，多吃多佔就不算是貪汙了。各地立即成立了檢查組，成了檢查工作隊的工作隊。檢查出來一律免於退賠，各地一統計，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推翻了。新的矛盾又產生了，原來的工作隊受不了了。他媽的，折騰了一年，就這個成果啊！

李自強的這本《我的一生》沒有出版，他寫好後寄給了我的母親，他們當時同在一個社教工作隊。李自強寫道：又蘭大姐，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當然，我沒有親歷不敢斷下結論，別人講得不排除是些區域性現象。但薄一波是四清運動的參與者，他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123頁中寫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個月中，劉少奇以中央名義下發了多份檔案，進一步促使了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發展，“其影響最大的，是桃園經驗和天津小站地區奪權的經驗”。並指出由此發生的“打擊面過寬的現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殺等事件在各地屢有發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回顧》1114頁、1115頁、1125頁、1127頁）

父親的社教工作點選在揚州地區。說到揚州，李白一句“煙花三月下揚州”，把個揚州城變成了繁花似錦、溫柔富貴之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歷代商賈店家、梨園子弟、墨客騷人、青樓粉黛，如過江之鯽，千帆競會，觥籌交錯，一擲千金。但就在揚州城外幾十里路的鄉下又是什麼樣的呢？

蘇北的農村實在是太窮了。窮到什麼程度了呢？還是李自強說：許多人連褲子都穿不上。男人們用塊布圍在腰上，到了插秧季節，男的下田整個不穿衣裳。婦女出門總要帶把傘，田裡車水的男人都是精屁郎當的，好遮擋一下啊！整個鎮上只有一家供銷社，根本就沒有商業。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東倒西歪的；吃的都是山芋雜谷。沒錢娶老婆，只好兄弟倆合一個女人，像這樣的人家一個生產隊總有個把兩戶。

方巷或許會比句容好一些，畢竟是平原嘛。但它的貧窮也是超乎了這些北京來的幹部的想像。這地方洪旱災害不斷，農業常年歉收，隨處可見人畜同居一屋，吃糠咽菜喝稀粥更是普遍現象。經濟的落後，帶來的是文化的落後，全村95％的人是文盲，人與人之間除了為雞毛蒜皮吵嘴打架外，外界的事情都與他們無關。有的人連毛主席是誰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其他社會生活的大事了。世界有多大，地球是圓的，這些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知識，對他們簡直就像是天方夜譚。說起來，方巷大隊也有14名黨員。可人們說，不知道什麼是黨員，也不知道大隊有這麼多黨員，只知道有些人是不下地的，整天的是吃喝賭博——以當時“四不清”幹部的標準衡量，這裡的幹部都可稱為“四不清”了。人們生活在貧窮和愚昧中。他們從整體上麻木了。

和當時大寨人的戰天鬥地相映，這，也是中國的農村！

父親對“四清”的回憶極其概括：“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

再問，他只是說：“去看看我那時的講話，不知道還保留下來了沒有。他們搞的那套不行。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只有農民覺悟了，才會有出路。”

他們？父親沒有具體講“他們”指的是誰。

1965年初，也就是父親下去四清之前，中央的《23條》下來了，即中央《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是一個糾偏的指導性檔案。它雖然對1964年以來“四清”運動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糾正，但又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更為偏激的論點。

父親這個人很奇怪，身為高階幹部，但很少見他去研讀上面頒發的檔案，你要和他談點如何理解檔案精神之類的話題，他會很沒興趣的，充其量也就敷衍你幾句。要他幹事，只要交代任務和目的就行了，怎麼幹，他有自己的一套主意，對他說方針、辦法、經驗，說了也白說。這也可能和長期在統帥部機關工作有關，法規、政策都是出自自己的手，看了別人搞的東西，往往嗤之以鼻。我後來在總參工作時間長了，看到別家搞的檔案，甚至是紅標頭檔案，也是不屑一顧，什麼玩意啊！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