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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最少的時期。尤其是陸軍，僅為新中國成立時的1／3。在步兵減少的同時，海、空軍和特種兵得到了加強，佔到了全軍總人數的32％，與陸軍達到了1比2。實現了人民解放軍由陸軍向合成軍隊的過渡；戰時體制向國防軍體制的過渡。

在總部領導機構上，將八大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幹部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財務部、總軍械部、訓練總監部合併為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

將原有的五大軍種，改為陸軍、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防化兵、通訊兵等，三大軍種六個兵種的諸軍兵種領導機關和部隊。

成立了我軍第一個軍事理論研究機構——軍事科學院。在各總部、大軍區、軍兵種司令部和軍事院校，分別成立了相應的軍事研究專業機構，到60年代初，全軍擁有各級軍事研究機構達160餘個，專業研究隊伍達2000餘人。

成立了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建立了在中央軍委領導下的常規武器、導彈核武器、航空、艦艇、電子等科學技術研究部門。同時協助國務院建立起了我國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注：以上均摘編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軍事科學出版社）

彭德懷和他的團隊在一步步實現他們改造這支農民軍隊的初衷。

4　廬山雲霧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對當代中國人，它的知名度要遠遠高於享譽了五千年華夏文明的三山五嶽，因為它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幾次大的政治鬥爭，都在這裡劍拔弩張。廬山，這座長年被雲霧繚繞的大山，因為見證了歷史的血雨腥風，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在這裡召開。

作為會議親歷者的父親是這樣回憶的：

“1959年春天，西藏發生叛亂，我代表總參去西藏組織平叛。平叛結束後，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緊張了一段時間，軍區的同志們都勸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軍辦的電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

我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就不願去。這種會，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就是舉舉手嘛。我當即打電話給在家值班的黃老（注：黃克誠總參謀長）請假，說平叛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老同意。誰知當天深夜11點，黃老又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不能請假。我回到北京，又賴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陳錫聯、楊勇和我。（注：黃克誠已於7月17日上廬山）我們三人是一架飛機走的，你們和媽媽、妹妹一起去送我，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起飛前，我們要看飛機，父親說，上來吧，就叫機長模樣的叔叔帶我們去看駕駛艙，還說，只看不動！我印象是到處是儀表。飛機要起飛了，我們向爸爸還有其他的叔叔們道再見，陳錫聯走過來一把抱過我妹妹說，再什麼見？一起和我上廬山！我妹妹小時候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父親說，這怎麼行，中央開會不好違反規定的。楊勇在旁手一揮說，就說是我的女兒！要他們來找我好了。我媽急了，這麼熱的天，她連個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沒等她說完，楊勇和陳錫聯都說，這還成問題嗎？到山上再買嘛！就這樣，他們抱著妹妹飛了。

我和媽媽望著呼嘯而起的飛機慢慢消失在藍天白雲裡。他們真不同於今天的將軍們。

但是，等待他們的，絕不是簡單的舉舉手就完了的事，這些歡快豪放的將軍們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我查了一下會議的檔案，開會日期是8月2日。這麼說，父親他們這批最後上山的，是在8月1日。這一天正巧是軍隊的節日，她已經走過了32年的艱苦歷程。明天，她的元帥和大將將要在這裡接受審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這個訊息，對於這三個上將來說，不啻於聽到敵人對我發起原子襲擊的訊息更讓他們目瞪口呆的了。

黨內高層在廬山上的這場廝殺，起始於一個被戲稱為“神仙會”的活動。

研究黨史的人，一般把廬山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也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流是反左；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前，為神仙會；16日到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