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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劉西堯）從今天起不要接見外賓了，埋頭苦幹，是無名的工作，決定了松不得。

他又說：準備好了，打個電話給我們，不要說具體時間，就說20日之前，我們就知道了。電報要用有線電報，加保密。保密問題，不能假手許多人……希望你們家裡也不說。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我老婆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也不說。任何人不該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幾天開會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們決定這個事，也只是常委、軍委兩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來問：萬一不響，今年能再做一個嗎？

父親回答：要隔兩三個月。

總理說：只好待明年了。不響外邊也不會知道，也要準備不響。（原子彈）的確是嚇人的，主席更大的戰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嚇人，就早響。

總理說：還要防止響了以後他馬上報復，也不一定，但總是要有些準備……

然後是分工：總參和空軍作出防空部署；劉傑負責資料、儀器裝置的轉移；陳毅進行對外宣傳工作的準備；張愛萍趕赴試驗現場組織指揮……

當晚，父親即召集核試驗指揮部緊急會議。他回憶說：“我站起來要走，總理說，掏掏你的衣兜，有沒有紙條。總理當時規定，會議的內容不準做記錄的。……運輸要學習荷蘭人做法；要求通訊兵部，有重要通話時，其餘通話統統拆線；命令一旦啟動，不準再對外通訊；從上到下逐級檢查落實。我自己從沒有給家裡透過電話……”

兩彈一星是科學，但科學也相信運氣。

前蘇聯的電影《訓火記》就有這樣的描寫。決定發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後一發，也就是第20次，掉下來了，那前面的成功還有什麼意義呢？因為最後的結果是失敗。但如果當初的決定就是試驗19次呢？那結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準備了不同設計的三發彈，第一發，父親親自到場指揮，成功了。第二發，我去看，在科委指揮所，失敗了。錢學森解釋說，是一、二級分離早了零點幾秒。我回去說，好不容易去看一次，還失敗了。父親說，那是你運氣不好。

我當然知道這是在開玩笑。但我和國防科工委試驗部門的朋友們閒聊時，他們卻極其認真地說：“沒錯，就是和運氣有關。你父親到場肯定成功，從1960年第一發導彈算起，只要他在，幾乎沒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張愛萍來不來。他是福將，命硬，他來了，就撐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問過父親，他回答得很簡單：“沒有竅門。一是下去；二是過細。”

我見過這樣的首長，往往是部門都協調好了，帶著大隊人馬，發射前一、兩天到，聽一下彙報，發射後有個講話，基本是照稿子念上一遍：“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你們全體人員表示熱烈地祝賀……”云云。當然，參加一個開工或是落成典禮什麼的，是完全可以的。但這是科學，來不得半點馬虎，老天爺是不吃你這套的。

兩彈一星工程有它極為特殊的地方。橫向參與的部門、單位多不說，研發、生產；主體、保障；地方、軍隊……幾乎涉及到科研、經濟、軍事、黨政等各個領域。最難的是，各單位派來的多是業務主管部門的領導，是一個領域的權威，平時老大慣了，除了自己的頂頭上司，誰的話能聽？

你想，這幫人聚在一起研究問題，情況會是個什麼樣？還不個個振振有辭，有了問題，誰會承認是自己的？隔行如隔山，都能找出一萬條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一發彈，上億個零部件和線路，一個矛盾被掩蓋下來，上了天，就爆開了。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的爆炸，其原因就出在一個密封圈上。其實發射前一個工程師就發現了，但哪一級領導又能因為一個小人物模稜兩可的報告而拍板取消發射呢？結果是不了了之。

正如父親自己講的，沒什麼訣竅。就像周恩來要求的那樣，最高指揮者必須親臨現場，必須事必躬親、事無鉅細、心細如髮，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奮，每一個環節都要過一遍，因為只有你，具備最後的拍板權。他總是在發射前一個月就到位了，協調會總要參加幾次。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擺問題，當場拍板。參加的多是司局級的領導，他一個副總理，軍委領導，誰敢在他面前強詞奪理、油嘴滑舌？

東－5發射前，檢驗部門說，油路上像是有個陰影。誰的責任？爭執起來。父親說，有了疑點就給我搞清，最後是七機部的一個副部長，父親說他記得好像是張鐮斧，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