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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長大以後，當我也戀愛，當我也有了愛我的女人的時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親的第一個妻子楊純為什麼會離開他。據楊純的密友，黃克誠的夫人唐棣華回憶，她們之間就楊純的第一次婚姻曾有過一段對話：

“我的婚姻解體了。”黑暗中，楊純靜靜地說。“為什麼呢？”唐棣華輕聲地問，她忽然間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緒而自責。“因為我還沒有學會為他做出犧牲。”……（注：選自《一個女兵眼中的黃克誠將軍》199頁）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讓愛他的女人為他做出犧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於為她們所愛的男人去犧牲的。

這應該是什麼樣的男人，什麼樣的女人呢？

媽媽比爸爸小9歲。爸爸出身在四川東部一個偏遠的山村裡，家境並非富庶，他種過地，放過牛。

可媽媽就不一樣了，浙江寧波鎮海的小港李家，可是個了不起的名門望族。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強用炮艦敲開中國大門的時代，伴隨而來的是西學東漸。外公李善祥，性格開朗，敢闖敢幹，思想新潮。年輕時接觸了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是一個實業救國派人士。小時的嬌寵，使他養成吸食大煙的惡習，參加革命後，決心戒菸救國。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責令家人無論怎樣都不許鬆綁。現在人們常說戒菸之難，難於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這個青天，戒掉了大煙。我外婆出身貧寒，但我外公破除門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勞、勤儉樸實的作風，真誠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態度，立馬引起了李家長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來，在這鐘鳴鼎食之家，猶如刮進一股清新的風。外公當年是鎮海地方長官，為破除舊習樹立新風，自己剪掉辮子，讓外婆剪成短髮，挎著胳膊在鎮海街上昭然過市，看熱鬧的人群，一時沸沸揚揚。不要以為我們現在的觀念很超前了，比比老一代人，這種向社會世俗挑戰的勇氣，我們可差得太遠了。

外公後來去了東北。他辦農場，建果園，以實業救國。後來又開辦學校，提倡耕讀，教育救國。1931年，“九一八”東北淪陷，日本人要他出來做錦州地區農會會長，像他這種人怎麼可能去給日本人幹這種事呢？他流亡逃回到寧波，“八一三”上海抗戰，他出資在家鄉成立了一支抗日救護隊和一支救亡宣傳隊。

在這樣的家庭長大，使媽媽與生俱來的具備了許多特質：家境富庶，因此自幼受過良好的教育，學識豐富；外公是個社會活動家，且思想激進、新潮，媽媽從小跟著他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具有革命傾向；在大家族中，我外婆是外公的第二個妻子了，這種多少帶有“庶出”色彩的背景，使媽媽待人處事納斂、通明、周全；在家她又是大姐，下面一串弟妹，加之外婆是窮苦出身，從小要替母親分憂，早當家，明事理，能吃苦，養成辦事沉穩、練達，極善於和周圍融洽相處。這些家庭給予她的特有材質，使她一踏進革命隊伍的大門，便迅速嶄露頭角，受到多方面的賞識。不像我爸，他的那個脾氣、秉性，只能靠自己一路打拼出來，不到危急時刻和用人關頭，沒有人會理睬他的。

“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媽媽和我阿姨、舅舅，連同李氏家族裡的許多年輕人，以及他的學生，一行十幾個人都送往抗日隊伍。我媽媽那時也才18歲，但論年齡是大姐了，該她帶著這幫弟弟妹妹們闖天下了。一開始他們懵懵懂懂地進了浙江青年戰時訓導團，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後來發現國民黨不是積極抗日，於是就相約逃離投奔延安。他們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軍營，乘船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和當時許多青年一樣，一心要去延安參加八路軍，但被周恩來說服了，來到了皖南新四軍軍部。我媽媽回憶說：“我們異口同聲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來說，八路軍是哥哥，新四軍是弟弟，弟弟要成長壯大，需要你們。”許多老同志後來見到我媽媽，開玩笑說，幸虧聽了總理的話，要是去了延安，就憑這段經歷和出身，肯定逃不過康生的“搶救運動”。

媽媽在新四軍軍部搞速記，很快展現才華，在同期女生隊裡成為佼佼者，擔任了速記班的班長。我沒有學過速記，但聽媽媽說，真正掌握這門技術是要下工夫的。她說，她做的記錄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講話人的習慣語句和口頭禪。真是個錄音機！不，比錄音機還要強，因為整理編輯出來的稿子，比原始的講話更精煉、更具有邏輯性。這就要靠記錄人的文字功底了。現在儲存下來的許多領導人的講話，周恩來、劉少奇、葉挺、項英等人的文章，很多都是媽媽速記下來的。我見到過媽媽當年送給父親的一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