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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他聲稱學生們都很怕莎蘭德，因為“她有一次威脅要殺死某人”。莎蘭德記得古斯塔夫森是學校裡最大的惡霸之一，是個只有蠻力、智商卻跟狗魚差不多的傢伙，在學校裡幾乎從不放過任何對他人辱罵與拳打腳踢的機會。有一回午餐時間，他在體育館後面攻擊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擊。若純粹就體形而言，她根本是輸定了，但她卻抱著寧死不屈的態度。後來情況更加惡化，因為圍了一大群同學，在一旁看著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將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個程度還算有趣，誰知道這個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麼做才是為自己好，說什麼也不肯退讓，甚至沒有哭也沒有求饒。

片刻過後，就連同學們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強勢與莎蘭德的無力招架實在太過明顯，他開始覺得丟臉，自己起頭的事竟一發不可收拾。最後他狠狠地揮出兩拳，把莎蘭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綻，讓她幾乎無法呼吸。同學們將痛苦得縮成一團的她丟在體育館後面，笑著跑開了。

莎蘭德回到家後療傷止痛。兩天後，她拎著一支棒球棍回來，直接走到遊戲場正中央，朝著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揮擊。當他受驚嚇倒在地上後，莎蘭德彎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嚨，在他耳邊低聲說，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師們發現後，將古斯塔夫森帶到學校醫護室，而莎蘭德則被送往校長室接受處罰、在記錄上多加了一筆，社會福利部的報告也更厚了。

莎蘭德至少有十五年沒有想起米歐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受到媒體如此關注的結果，就是讓莎蘭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為既大名鼎鼎又惡名昭彰的人。他們將她的背景製成圖表、仔細檢視並公之於世，從她小學時的情緒失控到她被送進烏普薩拉郊區的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待了兩年，鉅細靡遺。

當泰勒波利安主任醫師上電視接受訪問時，莎蘭德豎耳傾聽。她最後一次見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聽會。他雙眉緊鎖，搔搔稀疏的鬍子，面有難色地轉向攝影棚裡的記者，解釋自己有保密的義務，因此不能談論特定病患。他只能說莎蘭德是個非常複雜的個案，需要專業的照顧，而地方法院卻不顧他的建議，決定讓她進入社會接受監護，而非給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顧。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稱。他很遺憾如今這項錯誤判斷的結果，竟奪走了三條人命，接著當然免不了又對政府這幾十年來強行刪減精神病照護預算一事大加撻伐。

莎蘭德發現沒有報紙披露，在泰勒波利安醫師主管的兒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見的照護形式就是將“難以約束與管制的病患”送進一間“沒有刺激”的房間，房裡只有一張配備有約束帶的床。教科書的解釋是，難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緒失控。

長大之後，她發現這還有另一個說法，叫感覺剝奪。根據《日內瓦公約》，剝奪囚犯的感覺可視為不人道。許多獨裁政體常常使用這種方法進行洗腦實驗，並且有證據顯示在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審判秀①中，坦承自己犯過各種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過如此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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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六至三八年間，史達林政權對涉嫌與西方勢力合作，密謀暗殺史達林以瓦解蘇聯的多位資深共產黨領袖，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公開審判，審判過程並透過廣播傳送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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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電視上泰勒波利安的臉，莎蘭德的心忽然結成一小塊冰。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還用那種噁心的鬚後水。他說，他曾經負責過所謂“對她的照護”，她顯然應該接受治療，才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莎蘭德很快便明瞭，“難以約束與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實就是質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論與專業的人。

不久之後，她發現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聖史蒂芬醫院還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見的精神治療法。

她在那裡的期間，約有一半時間都被綁在“無刺激”室的床上。泰勒波利安從未帶有性暗示地撫摸她，其實他從未碰過她，除了在最單純的情況下。有一次，莎蘭德被綁著躺在隔離室，他一手按著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當時咬他小指關節所留下的齒痕還在不在？後來整件事演變成一場危險的遊戲，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衛方式則是當他在房裡的時候對他視而不見，不加理睬。她是在十二歲時，被兩名警察送到聖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惡行”發生幾星期後。所有細節她都記得。起初，她覺得一切問題多少都能解決，因此努力地向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