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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疤痕組織，但也可能是微量出血。在我們找到問題之前，我不能讓她出院，無論警方認為多緊急都一樣。”

法斯特知道和醫生多辯無益，因為他們扮演著地球上最接近上帝使者的身份。或許除了警察之外。

“你們現在要怎麼做？”

“我已經下令讓她完全臥床休息，暫停康復運動——因為肩膀和臀部受傷，所以需要運動治療。”

“瞭解。我得通知斯德哥爾摩的埃克斯壯檢察官。這有點出人意料，我該怎麼告訴他？”

“兩天前我已經準備批准出院，也許就是這個週末。依目前的情況看來，會拖久一點。你得讓他有心理準備，下星期恐怕也還無法決定，要移送她到斯德哥爾摩可能還得等兩個星期。總之要視她的復原速度而定。”

“開庭時間已經定在七月。”

“沒有意外的話，到那時她早已康復了。”

包柏藍斯基以懷疑的眼神覷著隔桌對面坐著的健壯女子，他們正在梅拉斯特蘭北路一間咖啡館的露天座上喝咖啡。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五，空氣中已能感覺到五月的暖意。證件上顯示她是國安局的莫妮卡·費格勞拉巡官。她正好趕在他下班回家前找到他，並提議一起喝個咖啡聊聊，就是這樣。

起初他幾乎抱持敵意，但她直截了當地承認自己並無權向他問話，而他若不想說，當然也可以什麼都不說。他問她有何意圖，她說是上司派她私下調查所謂的札拉千科案以及莎蘭德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想知道什麼？”包柏藍斯基最後說道。

“請告訴我你對莎蘭德、布隆維斯特、畢約克與札拉千科瞭解多少。他們彼此之間有何關聯？”

他們交談了兩個多小時。

事情該如何進行，艾柯林特不斷地斟酌推敲。經過五天的調查，費格勞拉給了他一些毫無爭議的事證，顯示國安局內部有腐化現象。他明白在得到足夠的資訊前，一舉一動都要異常小心。再者就憲法而言，他目前也處於兩難的困境，因為他並沒有許可權進行秘密調查，尤其是針對自己的同事。

因此他必須設法想出個理由讓自己的作為合理化。萬一最糟的情形發生了，他還是可以藉口說調查犯罪是警察的職責，只不過這項罪行就憲法的觀點來說太敏感，他只要踏錯一步就肯定會被解職。所以星期五一整天，他獨自一人在辦公室裡沉思。

他最後的結論是：儘管看似不可思議，但阿曼斯基說得沒錯。國安局內部確實有陰謀在醞釀著，有一些人在正規作業之外採取行動，也可能兩者並行。因為這已行之有年，至少從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抵達瑞典就開始了，所以肯定是高層籌劃批准的。至於陰謀者級別到底有多高，他毫無概念。

他在便條紙簿上寫了三個人名。

約朗·莫天森，貼身護衛組，刑事巡官

古納·畢約克，移民組副組長，已故（自殺？）

艾伯特·申克，國安局秘書長

費格勞拉認為貼身護衛組的莫天森本應調到反間組，實際上人卻不在那裡，這一定是秘書長下的命令。莫天森忙於監視記者布隆維斯特的行動，和反間作業一點關係也沒有。

名單上還得加上幾個國安局外部的人：

彼得·泰勒波利安，精神科醫師

拉斯·佛松（法倫），鎖匠

泰勒波利安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受國安局聘請擔任幾個特定案子的精神科顧問，說得確切一點是三件案子，艾柯林特查過檔案裡的報告。第一件案子很不尋常：反間組在瑞典通訊產業界發現一名俄國的眼線，而該間諜的背景顯示一旦行動曝光，他有可能自殺。泰勒波利安對他作了非常精準的分析，協助他們拉攏此人成為雙面間諜。另外兩份報告沒怎麼涉及重要的評鑑。第一份是關於國安局內部某職員的酗酒問題，第二份則是分析某非洲外交官怪異的性行為。

泰勒波利安和法倫——尤其是法倫——在國安局內都沒有任何職位。然而藉由這些任務他們關係到什麼呢？

陰謀與已故的札拉千科密切相關，他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瑞典大選當天現身叛逃的GRU情報員，一個誰也沒聽說過的人。這怎麼可能？

艾柯林特試著想象自己若是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叛逃時的國安局局長，會是什麼樣的情形。他會怎麼做呢？絕對保密，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叛逃一事只能讓一小群人知道，以免訊息洩漏回俄國，而……多小的一群人呢？

一個作業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