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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敗露，將會是天大的醜聞。因此他們打算送他到美國或英國，但札拉千科拒絕了，美國他不喜歡，而他也知道有幾個國家的軍事情報單位最高層已有蘇俄人員滲入，英國便是其中之一。他不想去以色列，因為不喜歡猶太人。所以他決定以瑞典為家。”

整件事聽起來實在太不可思議，布隆維斯特不禁懷疑畢約克是否在捉弄他。

“所以他就留在瑞典了？”

“沒錯。多年來，這是瑞典最隱秘的軍事機密之一。重點是，我們從札拉千科那裡得到許多重要資訊。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段時間，他是所有叛變者當中的佼佼者，以前從未有GRU精英部隊的資深特工叛逃過。”

“這麼說他可以出賣資訊？”

“正是如此。他手段很高明，總是在對他最有利的時機釋放出情報。他讓我們發現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的一名間諜、羅馬的一名間諜、柏林一整個間諜網的聯絡人，以及他在安卡拉和雅典曾利用過的殺手的真實身份。他對瑞典的瞭解並不多，但我們可以用他掌握的資訊來與他國交換條件。他是個大金礦。”

“於是你就開始和他合作。”

“我們給了他新的身份、護照和一點錢，他自己會照顧自己，他畢竟受過訓練。”

布隆維斯特沉默了一陣子，消化這些資訊，然後抬頭看著畢約克。

“上次我來的時候，你撒了謊。”

“有嗎？”

“你說你是八十年代在警察射擊俱樂部裡認識畢爾曼的，其實你們早就認識了。”

“那是直覺的反應。那件事是機密，我沒有理由詳述我和畢爾曼認識的過程。直到你問及札拉，我才聯想到。”

“跟我說說事情經過。”

“當年我三十三歲，已經在國安局服務三年。畢爾曼年輕得多，剛剛拿到學位。他在國安局處理一些法律事務，類似實習的工作。畢爾曼來自卡斯克羅納，父親是軍事情報人員。”

“那又如何？”

“不管是畢爾曼還是我都沒有資格處理像札拉千科這種人，但他卻在一九七六年選舉日當天和我們接觸。警察總部幾乎一個人也沒有－－大夥不是休假就是跑出去監視去了，札拉千科就選在那個時間走進馬爾姆警局，宣稱要尋求政治庇護並想找國安局的人談。他沒有報上姓名。我那天值班，以為是很單純的難民事件，便帶著畢爾曼前去充當法律顧問。我們在馬爾姆與他碰面。”

畢約克揉了揉眼睛。

“他坐在那裡，口氣平靜而淡然地說出自己的身份與昔日的工作內容。畢爾曼負責記錄。我很快便了解到自己面對的情況，於是中斷談話，把札拉千科和畢爾曼都弄出那個警局。我不知如何是好，便在中央車站正對面的大陸飯店訂了個房間，將他安頓下來。我讓畢爾曼先陪著他，我則到樓下打電話給上司。”他說到這裡笑了起來。

“我常常覺得我們的表現一點也不專業，但事實就是如此。”

“你的上司是誰？”

“那不重要，我不會再說出其他任何人的名字。”

布隆維斯特聳了聳肩，不再追究。

“他說得非常清楚，這件事必須儘可能保密，牽扯的人也愈少愈好。這原本和畢爾曼一點關係也沒有，他級別太低了，但既然已經知情，最好還是保留他，不要再找其他人。我猜像我這種資淺的軍官，應該也是因為同樣原因而留下。最後，國安局相關的人員中，共有七人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

“另外還有多少人知道此事？”

“從一九七六年直到一九九○年初……政府部門、軍隊最高指揮部與國安局內，總共大約二十人。”

“那一九九○年初之後呢？”

畢約克聳肩道：“蘇聯解體之後，他就變得不重要了。”

“可是札拉千科到瑞典以後怎麼樣了？”

畢約克沉默了好久，布隆維斯特開始感到急躁。

“老實說……札拉千科是個大勝利，我們這些相關人士的事業前途都靠他了。你別誤會，那也是全職工作。我負責擔任札拉千科在瑞典的導師，起初的十年間我們每星期至少要見上幾次面。這是那幾年間重要的事，當時他握有許多新鮮資訊，但另外還得設法控制他。”

“控制他什麼？”

“札拉千科是個狡猾的魔鬼，有時迷人得不得了，有時卻又偏執瘋狂。他會狂飲作樂，之後就變得暴力。我不止一次得在夜裡出去替他做善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