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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直接說“單位”，但絕不說“S？po”。原因很簡單。“公司”多年來最重要的任務是所謂的人員管控，也就是調查並記錄涉嫌抱持共產或反動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內部，共產主義者與賣國賊是同義詞。後來一般常用的“S？po”一詞，其實是有反動之嫌的共產主義刊物《光明》所發明的用語，專門指稱警界中的共產黨獵人，有輕蔑之意。古爾博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前上司維涅的回憶錄《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會用“S？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決定了古爾博的事業前途。

有了“SIS”的稱號，表示國家秘密警察已經轉變成司法部備忘錄中所描述的現代警察組織，這牽涉到招攬新人以及持續不斷的訓練問題。這個不停擴充套件的組織，大大提升了“敵人”安排幹員滲入的機會，相對地便必須強化國內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員們的俱樂部，沒有誰不認識誰，新進人員最普通的資格條件就是他父親正是或曾經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變了。

一九六三年，古爾博從反間組調到人員管控組，這個角色在溫納斯壯的雙面間諜身份被揭露後，變得更為重要。在那期間奠定了“政治主張記錄”的基礎，名單上全是被認定抱持不該有的政治觀點的瑞典公民，人數在六十年代末達到將近三十萬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關鍵問題卻在於：國安局內部又該如何實施安全管控？

溫納斯壯的失敗在秘密警察圈中引發一連串的窘境。如果國防參謀總部的上校能為俄國工作——他同時也是核子武器與國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顧問——那麼秘密警察當中可能也有俄國派來的同樣高階別的幹員。誰能保證“公司”裡的高層與中級主管不是在為俄國人工作？簡單地說，誰來負責暗中監控間諜？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爾博奉命去和國安局副局長漢斯·威廉·弗朗克開會，與會者還有兩名“公司”高層：秘書長和預算主任。會議結束前，古爾博已被任命為某一新成立部門的負責人，部門名稱叫“特別小組”，簡稱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部門改名為“分析小組”，簡稱SA。幾分鐘後，預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於是組織最後定名為“特別分析小組”，簡稱SSA，平常就叫“小組”，以區別代表整個秘密警察局的“單位”或“公司”等稱呼。

“小組”是弗朗克的點子，他稱之為“最後防線”。一個在“公司”裡佔有戰略地位卻隱形的極機密單位。所有檔案，包括預算備忘錄，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滲透。而其任務便是監控國家安全。弗朗克有權做這樣的事。他需要預算主任與秘書長來建立這個隱形結構，但他們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與敵人交戰數十回的戰友。

第一年，“小組”成員包括古爾博和三名精挑細選的同事。接下來的十年間，人數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兩名老派的行政秘書，其餘則都是專業間諜獵人。組織結構只有兩個層級，古爾博是組長，通常每天都會和每個組員會面，組裡重視效率更甚於背景。

形式上，國安局秘書長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爾博的上司，他得每個月上交報告給他們，但實際上他被賦予的是一個具有特權的獨特職位。他——而且只有他——能決定將秘密警察的頂頭上司放到顯微鏡下檢視。只要他願意，他也能將維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他也確實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啟動調查，或是進行電話監聽，而無須作任何解釋，甚至無須向上級報告。他效法的物件是在美國中情局扮演類似角色的傳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頓，而且兩人也有私交。

“小組”成了“單位”內部一個微型組織——不屬於、平行且凌駕於國安局其他部門。這也產生了地理位置的影響。“小組”的辦公室在國王島，但為了安全考慮，幾乎整個團隊都從總局搬到東毛姆區一間有十一個房間的公寓裡。該公寓已悄悄改造為防禦式辦公室，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駐守，因為忠心耿耿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林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處的兩個房間裡。她是個難能可貴的同事，深得古爾博的信任。

在組織裡，古爾博與手下僱員皆是不見天日——他們的資金由一筆專款供應，但隸屬於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國安局正式架構中卻完全沒有他們的存在。他們的任務是處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務，就連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歲，古爾博已經爬到一定的地位，採取行動無須向任何人報備，並可以對任何人啟動調查。

古爾博很清楚“特別分析小組”有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