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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或好友。如果當事人沒有親近的人，便由社會福利機關指派。受託可以說是比較和緩的監護形式，受託的當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資產，也可與受託人協商作出決定。

監護則是進行較為嚴格的控制，當事人無權管理自己的金錢，在許多事情上也無權作決定。書面文字明確寫道：監護人得以接管當事人的所有法定權力。

在瑞典，大約有四千人受到監護，而最常見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嚴重酗酒或吸毒。還有一小群人是因為患了痴呆症。許多受監護的人都十分年輕——頂多三十五歲。莎蘭德便是其中之一。

剝奪一個人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權——亦即對銀行戶頭的控制權——是民主政治對人權，尤其是年輕人的人權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監護權的問題有可能成為敏感的政治議題，因而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並由監護局控管。這個局隸屬郡政府，並受國會監察專員監督。

大多時候，監護局都是在困難的情況下執行任務。但由於該局處理的議題敏感，因此上媒體的申訴或醜聞事件少之又少。

偶爾有一些報告指控受託人或監護入侵吞基金，或賣掉當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飽私囊。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兩個原因：或許該局將工作做得很令人滿意，也或許當事人沒有機會申訴，也沒有可靠的渠道讓媒體或當局聽到他們的聲音。

監護局理應每年進行核查，看看有無任何足以撤銷監護權的理由。由於莎蘭德始終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檢查——她甚至不肯禮貌地向老師道早安——有關當局自然從未找到改變決定的理由。於是她只能一直維持現狀，年復一年地受監護權約束。

然而，法律明文規定監護權的行使“須視個案而定”。潘格蘭將此解讀為莎蘭德可以照顧自己的金錢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關單位的要求，每個月交報告，每年還會總評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對待莎蘭德與一般正常人無異，也不會干涉她生活方式與交友的選擇。他認為不管是他或社會都無權決定這個年輕女孩應不應該穿鼻環，或應不應該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對地方法院態度仍是如此固執，正是他們能處得來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蘭還擔任她的監護人，莎蘭德從來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蘭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對法律的認識很粗淺——這門學科她始終沒機會深入研究，對警察的信任更幾乎等於零。對她而言，警察是多年來不斷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敵對勢力。她最後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前一年五月，從約特路正要回米爾頓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現一個戴著防護面罩的防暴警察。她雖然沒有任何挑釁行為，對方還是拿警棍打她的肩膀。她第一個自然反應就是用手上的可樂瓶，展開猛烈反擊，警察則趁著還沒被她打傷前轉身跑了。後來她才知道“還我街道”團體正在那條路稍遠處示威遊行。

她想都沒想過要進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獸報案，指控畢爾曼性侵擾。何況，她該怎麼說呢？畢爾曼摸她的胸部？任何一個警員都會看看她，然後認定以她那麼小的胸部，這種事實在不可能發生。就算真的發生了，她也應該因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於替他口交的部分——誠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們倆得對質，而以她的經驗看來，其他人的話總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警察。

她離開畢爾曼的辦公室後，回家衝了個澡，吃了兩個乳酪酸黃瓜三明治，然後坐到客廳那張破舊又凹凸不平的沙發上細細思索。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她當時沒有反應就是她自己的錯——說不定這也再次顯示她太不正常，以至於連被強暴也無法引發適當的情緒反應。

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沒有任何住在郊區、受到保護的中產階級友人。但在莎蘭德滿十八歲時，她所認識的女孩當中沒有一個不曾被強迫進行某種性行為。這些性侵擾多半來自稍微年長的男友，他們會用某種程度的蠻力讓自己得逞。據莎蘭德所知，這些事故導致的結局只有哭泣與暴怒，從未牽扯上警方的筆錄。

在她的世界裡，這是世事的自然法則。身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獵物，尤其她又穿著破舊的黑皮夾克，眉毛上穿洞，身上刺青，而且毫無社會地位。

發牢騷埋怨也沒用。

但話說回來，畢爾曼律師也不能不受點教訓。莎蘭德從未忘記過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個性是絕不會原諒的。

但她的法律地位很麻煩。她打從有記憶以來，就被視為頑劣且具有無來由的暴力傾向。她檔案簿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