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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人的悲劇故事改變了人們對以色列的認知，對於這些人來說，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聖城。因此，西方的固執迷戀，還有這種普遍的歸屬感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說是把雙刃劍。今天，這種情況反映在對耶路撒冷更加強烈、更富感情的審視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上，其中的緊張程度與情感糾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無可比擬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並非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簡單。歷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變化與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連續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著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築的相容幷包的大都市，這裡的人們不符合各大宗教傳說和後來的民族主義敘述的狹隘分類。這是我儘可能地以家族發展為線索追尋歷史的原因——大衛家族、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瑪亞家族、鮑德溫和薩拉丁家族，直到侯賽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蒙蒂菲奧裡家族——這種做法有悖於正統史學所注重的突發事件描述和狹隘敘事，但卻可以展示有機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僅有相對的兩方，還有許多相互連結、相互重疊的文化和不同層次的忠誠——它是一個由阿拉伯正統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爾迪猶太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哈雷迪猶太人、世俗猶太人、亞美尼亞東正教徒、喬治亞人、塞爾維亞人、俄國人、科普特人、新教徒、衣索比亞人、拉丁人等等組成的多姿多彩、千變萬化的萬花筒。某個個體經常忠誠於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個土層的沙石都能找到對應人群。

事實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時盛時衰，絕非靜止不動，而是一直處在變化之中，就像一種不斷改變形狀、大小，甚至顏色，但始終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膚淺的表現——耶路撒冷作為媒體所說的“三大宗教聖城，二十四小時新聞秀場”——是相對晚近的。有幾個世紀耶路撒冷似乎喪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數情況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聖啟示再度啟用了宗教奉獻熱情。

每當耶路撒冷要被遺忘、變得無關緊要時，那些虔誠崇拜《聖經》、潛心鑽研《聖經》的遙遠地方的人們——不管是在麥加、莫斯科還是在馬薩諸塞——都會將他們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認識外部思維模式的窗戶，但這座城市卻是一面雙面鏡，她既能展示其內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絕對信仰的時代、正義帝國構建的時代、福音啟示的時代，還是世俗民族主義的時代，耶路撒冷都是時代的象徵與角逐的物件。然而，就像馬戲團的鏡子一樣，它反射的內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時甚至是怪異的。

耶路撒冷有辦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訪問者遭受失望與折磨。塵世之城與天國之城的差別是如此令人難以接受，以至於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進入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綜合徵”，即一種由期望、失望和幻覺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綜合徵也有政治性誘因：耶路撒冷藐視理智、現實政治和戰略，耶路撒冷只存在於擁有貪婪情慾和無可匹敵情感的王國，理性在這裡顯得蒼白無力。

即使在這場爭奪統治權和真理的鬥爭中，對其他人而言，勝利也只是增強了這座城市的神聖性。壓迫者越貪婪，競爭越激烈，就越發能激起本能的反應。在這裡，結果往往會超出預期。

沒有其他地方能夠喚起這樣的獨佔欲。而這種嫉妒心頗具諷刺性，因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聖蹟以及與此相關的解讀，都是借來的或偷來的，它們原本屬於之前的宗教。這座城市的過去通常是虛構的。實際上，每一塊石頭都曾屹立在另一種宗教久被遺忘的神廟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個帝國的凱旋門上。伴隨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來的是在強佔其他宗教的傳統、故事和遺址的同時，抹去這些宗教存在的痕跡。耶路撒冷經歷了許多破壞，但征服者通常不會摧毀之前就有的東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併為它添磚加瓦。像聖殿山、希律城堡、大衛城、錫安山和聖墓大教堂這樣重要的遺址沒有出現明顯的歷史分層，它們更像複寫紙和刺繡作品，裡面的絲線是如此縱橫交織以至於現在已不可能將它們抽絲剝繭。

佔有慾支配下的神聖性競爭導致一些聖蹟先後對三大宗教都變得格外神聖；國王裁決它們的歸屬，人們為它們而犧牲——而今它們幾乎被遺忘：聖殿山曾是令狂熱的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現在很少見到穆斯林或猶太朝聖者，它基本上再次成為基督徒的場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遠不如神話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問我真相的歷史，”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