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業取得相當成功的19世紀末，“男人留著鬍子，頭戴高高的絲帽，手中握著手杖，他們自豪而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歷史造就的佼佼者”。這樣的社會地位與財富地位，是男人快樂的標誌。

顯然，20世紀加劇了這種趨勢的發展速度。尤其是技術的侵入將這種功能主義發揮到一個極致。而男人們也被物化到一個極致，他們必須追逐金錢、權力、肌肉與勃起的時間長度……一切都具有具體而理性的數字衡量標準。在現代社會中，當“什麼樣的男人最快樂”被提出時，標準答案已經擺好……

這種粗線條的歷史掃描方式，當然會忽略很多細節。不管我怎樣強調文化與社會對於男人快樂的影響，我都必須承認，作為男人，他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獲得快樂的方式。這種快樂的獲取是一種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創造欲。它們是不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化的。但是，我同時也想強調的是，這種本能的快樂正在遭遇著人為的侵襲。在越來越強調快樂與刺激的今天，事實上，我們可能正在失去快樂。尤其作為男人，在這個功利社會，他承載了太多令他焦慮的因素，他急切地渴望利用快樂來遺忘這種焦慮。因此，他採取了某種技術或者藥物手段。此時，快樂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生理反應。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快樂，本應該主要是一種精神與心理現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險地演變成一種單純的生理刺激。

有人寄望於網路技術讓我們獲得解放。因為網路技術幫助我們從循規蹈矩的工業體制中解脫出來，我們變成了單獨的個體，重又獲得個人的舒展。這是又一次文藝復興，一部分學者這樣認為。樂觀人士顯然忽視了，這種解放背後蘊涵的更深層的束縛。事實上，新技術讓我們陷入了更加緊張的依賴之中。網路像一個機器貓的百寶袋，隨時提供我們需求的一切，包括快樂。這種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極端地將快樂視作純生理需求，純數量表現。

男人們失去了快樂，因為他們失去了優哉遊哉的心緒。他們沒有時間沒有閒情去寫情書，去打扮自己……世界對於他們來講，太複雜了，太快速了。他們焦慮，並迫不及待地追趕時間。

但是，怎麼辦？他們不可能拋棄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藝復興時的單純。不幸的男人們已經坐上了一輛瘋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車。這輛列車就像赫胥黎描繪的“美麗新世界”一樣，它許諾道：“人人都將獲得快樂。”這種快樂，是透過新技術思想導師《連線》雜誌所預測的“可以隨時達到的藥片”，可以“混淆夢境與現實的機器”來實現的。最終，經過如此漫長的敘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樂原則，即是開闊、生氣勃勃的內心空間。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這樣一個內心世界遭受物質擠壓的時代，這種快樂幾乎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的心靈不再從容，變得慌慌張張。很可惜，我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因為為數眾多的大師們都試圖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但是他們都失敗了。我們已經坐上一輛瘋狂的列車，誰也不知道如何剎車。

生於七〇年代

一代人的標誌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

——哈羅德·羅森堡《荒野之死》

試圖勾勒一代人是危險的，因為對於一個複雜的世界來講，定義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於膚淺與偏頗。然而，對一個時代進行定義又是誘惑人心的。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往往是無力的，我們總是將自己加入一個群體之中，在其中我們覺得聲勢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為這個變革接連不斷的時代一群深恐被遺忘的人的救命稻草。藉助於此，他們獲得了集體的經驗與回憶，在集體回憶與品味中，他們獲得了力量與對於殘酷現實的暫時性遺忘。

也因此，我們其實很難將出生於中國70年代的人籠統而粗暴地稱作“70年代人”。我們稱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為“迷惘的一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同樣的美國教育，在20歲出頭時來到歐洲，經受了戰爭的打磨，然後眼睜睜目睹了人類文明被摧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他們一起酗酒，並且對於未來充滿迷惘；我們稱凱魯亞克、艾倫·金斯堡、伯勒斯為“垮掉的一代”，是因為他們共同用瘋狂摧毀平庸，他們相信大麻與瘋狂行為可以拯救靈魂，他們用驚世駭俗的行為來對抗中產階級價值標準……

生於70年代的中國青年，他們顯然缺乏這樣的集體行為，更缺乏我們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備的戲劇性因素。但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