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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關乎一個醜聞記者是否有資格進入新聞界。四個問題尖銳地突顯在其擁護者與反對者面前：1。新聞業的責任到底是什麼？2。公眾的趣味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如何？3。我們的文化傾向是什麼？4。網際網路代表的新媒體與舊媒體的關係如何？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聞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與門肯等人完善下，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新聞記者必須不顧一切地揭露社會的黑暗，它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守衛者，是第四權力，是林肯·斯蒂芬所謂的“扒糞者”。也因此，早期的新聞記者大多未受過正規教育，他們更需要敏銳與勇敢。這也是新聞業最重要的原則，媒體是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它給予公眾知曉權。

如果僅僅從這個層面上說，麥特·德拉吉的確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揭露者，他對克林頓醜聞的揭露所造成的影響不亞於《華盛頓郵報》對於水門事件的報道。就像他在接受NBC採訪時說：“當然，我去那些發出臭味的地方。”

新聞業的初期充滿了勇敢的業餘選手們憑藉激情來成為好記者的例證。但是，隨著媒體對世界越來越廣泛的報道及商業利益的需要，龐大的新聞機構成為調配這種複雜作業過程的必需產品。我們可以相信一家小鎮報紙可以依靠幾個人完成報道，但是我們想象擁有上千名記者，同時需要報道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事件的《紐約時報》如果缺乏一個嚴密的制度該如何行事。為了保持新聞報道的準確性與公正性，這些大新聞機構必須安排嚴格的程式：記者—作家—編輯—事實核對員，這樣繁複的過程儘量避免由於記者的疏忽和個人傾向帶來的嚴重失實。

而伴隨著新聞業的成熟，越來越多的受過良好教育者進入其間。他們的價值觀念必然與最初的草莽記者不同。強烈的精英思想使他們認為，他們有責任篩選各種新聞事實，讓那些他們認為值得出版的東西面世。嚴格的程式與精英化思想很容易形成某種傲慢。他們成了向公眾提供新聞的唯一源頭。

這正是麥特·德拉吉在他的著作中竭力攻擊的一點。他聲稱媒體正在被集中於少數精英手中，新聞變成了一個大機構的專利。這些大機構離權力中心太近了，無法瞭解真相。而他則是一個人在操作，他堅持不需要編輯也不需要事實核實。所以他非常迅速卻隨意地公佈新聞。他的哲學是：不管你提供的是謠言還是真實新聞，公眾自然會判斷。（但是德拉吉忽視了一點，他所挖掘出來的白宮醜聞是建立在《新聞週刊》放棄的報道上，也就是說真正提供新聞調查的依然是大機構，而德拉吉不過是更加勇敢地將它公佈出來。）

這裡，我們就牽扯到第二個問題，媒體與公眾趣味。讓公眾喜悅而讓精英們憤怒的一點是，麥特·德拉吉最擅長報道緋聞與醜聞。依靠吸引公眾低階趣味是新聞業相互競爭的最初形式。當年普利策與赫斯特之間的決鬥，就是依靠大量刊發戰爭、色情內容來進行的。伴隨著媒體的職業化與規範化，媒體逐漸形成等級觀念。因為如果我們承認人是一種具有各種需求的動物，那麼他一定具有迥異的需求。到今天，我們一方面看到了《紐約時報》、《新共和》、《時代》這些以中上產階級為物件、報道題材嚴肅、報道方式嚴謹的媒體；另一方面，我們同樣看到了《國民問詢報》、《太陽報》這樣的專以追逐明星、緋聞、奇談為己任的“小報”，他們的讀者群為缺乏良好教育的下層居民。長期以來，“大報”以一種“不屑”的目光來看待“小報”，這是一種基本的等級秩序。它的邏輯在於，文化有高階低階之分，趣味有雅緻低俗之別。

無疑“連拼寫都會出現錯誤”的德拉吉的關注方向屬於後者。但是，真正讓精英無法容忍的是德拉吉認為“小報”與“大報”並沒有區分，打破了原先的秩序感。這在他的網站上，小報的謠言作家與斯坦福的大學教授具有同樣的地位。德拉吉反駁道：“我從未覺得他們有什麼區別。或許後者寫得更有深度，用一種更加煞有介事的口吻。或許是因為我沒有上學吧，所以我沒有學會這樣看待問題：謠言專欄水準低，而嚴肅的工作更值得尊敬……生活的鬥爭與人類存在的理由不會因為你駕駛賓士還是步行而有所區別……新聞行業或許有不同的智商值，但他們是同一種情感。”

德拉吉尖銳地表現出我們的社會中越來越強烈的“反智”傾向。靜下心來，我們會發現我們周圍充斥著越來越多借著民主的名義來傳播庸俗的“平等主義”的現象。倡導者堅持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也因此，“小報”在社會上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1997年，在《紐約時報》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