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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在這裡探討什麼人的非理性成分，或者那些軟弱的情感，而是實實在在的NASDAQ指數，它的每一點攀升都意味著更多的財富，人的精神在這些財富面前幾乎不值一文。

美國的塞拉揚公司宣佈人體基因已經基本破譯完成。宣佈這條新聞的當天，生物科技在世界各交易市場急速攀升。因為這樣技術意味著可以重組生命，這過程蘊涵著怎樣的財富。而MIT的科學家們，也正不知疲倦地在試驗人與機器之間互換的可能。儘管網際網路世界的geek們宣稱喬伊斯是他們的鼻祖，因為《尤利西斯》是超文字檔案的典範。但是，他們忘記說，意識流追求的是對人的記憶的展開與延伸，而網際網路則是將記憶扁平化，儘量壓縮情感豐富的可能……

同樣是世紀的交接，沒有哪位人文學者站出來為人的逐漸萎縮的精神世界代言。倒是科學天才比爾·喬伊（Bill　Joy）在新技術雜誌《連線》上撰文道：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死衚衕，各種技術正在把人類逼向死亡。在短暫的轟動之後，人們遺忘了這種警告。此時，回望一個世紀前的喧囂讓人感慨。或許，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過渡時期正在結束，我們已經適應了遺忘內心世界的生活。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上個世紀寫道：“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本性改變了……”現在，這種變革可能更加深刻和令人絕望，可是沒有人表示悲觀。

燕園的記憶

我的師兄梁遇春

陽光打在我床上，睜開經過充足睡眠而興奮的雙眼透過北京汙染嚴重的空氣，我看到了淡藍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願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讓自己習慣賴床，儘管課已經開始，那個滿頭黑髮的教授已經帶領我的同學穿越愛因斯坦扭曲的時空觀，去體會相對論的玄妙了。

懶洋洋地斜靠在床頭，翻開《梁遇春散文》，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滿臉懶散的年輕人。他把賴床變成了藝術，他認為以他十幾年學習的經驗來看，最大的益處就是“遲起”，因為“唯我獨尊地躺著，東倒西傾的小房立刻變成了一座快樂的皇宮”。他不遺餘力地實踐著該藝術，即使毫無睡意，也要堅持在床上胡思亂想。他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列舉了遲起對於人生幫助的若干理由，這些理由對於現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說服力，以致不得不壓抑住上課的心，繼續無所事事地躺著。

只活到27歲的梁遇春一點也不像流星劃過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緩柔和極其惹人親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見穿著長袍的梁遇春在沙灘上緩慢地踱著方步，一臉快樂的流浪漢的閒情。他推開一間教室的大門，在鴉雀無聲中，揹著教授的白眼和同學的驚異，溜達到最後一排，翻開《伊利亞隨筆》，有一搭沒一搭地掃著。

林語堂曾經說老北大的風格類似牛津式的散漫，在這種寬鬆自由中，學生的創造力與個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這種精神不遺餘力的實行者。閒散從來都是智慧的溫床，法國諺語說“閒暇生藝術”，或許法國的藝術的確是在那些遍撒街頭的咖啡館孕育出來的。汪曾祺在回答問題“為什麼西南聯大在八年內培養的人才比建國後幾十年的都多”時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時在大學裡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圖書館，率性自我。因為遠離明確而功利的目標，他們放縱自己的心靈四處遊蕩。

多年後，我行走在已經變得匆忙不堪的校園裡，目睹兩旁的人去努力爭奪他們或許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時，我無法不想念那個小夥子。20年代的人喜歡說“我的朋友胡適之”，90年代的我，卻總是想說“我的師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書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著莫大的快樂。

這個不用功的師兄，好讀書卻不求甚解，他堅信讀書和寫作都是為人生服務的，生命本身高於一切。於是，他讓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長，讓自己的性情盡興發展。所以，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陽光，他放棄了對於具體成就的追逐。擁有天賦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冊子，這肯定要被斥責為“懶到家了”。

我不喜歡那位“為了某種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業”而存在的奧斯特洛夫斯基，他覺得人的生命是為了多年後的回憶不至於慚愧而存在的。這種想法傷害的其實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單純的東西，我們活著，快樂著，欣賞著這世界，這就足夠了，而無須某種外表的物化實在的成功來證明。正如我的那位七十年前的師兄，他賴在陽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課，他無所事事地讀書，然後，在情感出現時，透過筆端釋放成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