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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年的夏天，這個滿身疾病的超人在魏瑪去世。他可能不知道，他留下的格言式的著作會給20世紀的人類心理結構帶來怎樣的戰慄。

這一年，極度厭棄工業精神的英國人文主義者羅斯金也離去了，而深受羅斯金影響的馬塞爾·普魯斯特終於開始思考，他應該開始一項偉大的事業，儘管他只是模糊感到他可能要依靠回憶來完成工作，而這次回憶將是史無前例與艱苦卓絕的。

時間從來就不是一種偶然，在一串看似零亂的名字背後，我們發現了某種無法割裂的聯絡。弗洛伊德讓人類意識到，除了外部世界，我們的內心還蘊藏著另一個更為豐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科學的規則與定律，它被一種偶然所控制著。而尼采則是一位完全的反理性主義者，他渴望為人的血液中注入酒神精神，來戰勝理性給我們帶來的生命的蒼白。柏格森則更為直白，我們應該服從生命的衝動，它比理性的思考更符合人的意志。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整個歐洲被一種理性主義主宰，樂觀的科學信仰者相信，憑藉人的智慧，人類可以征服一切。但這種理性與人類內心的衝突也越來越明顯，工業化帶來的越來越細緻的分工，整個社會越來越強的組織性，讓人柔弱的心靈感受到某種壓抑，人活得越來越像具機器而非一個生命。

人類的先知幾乎在同一時間揭示了這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向。他們從哲學、心理學、文學、藝術各個角度，傳達了同樣的觀點：人不是可以機械化處理的機器，他的生命尊嚴來源於他的非理性的情感；而世界也不是可以依靠科學定律來簡單描繪的，它是斷裂的、無連續的和經常絕望的，而非完整的理性的秩序的與令人樂觀的；我們隱藏於內心世界的慾望比外在的世界更難以征服……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順從我們內心的衝動與意志，反抗外在的枷鎖。不管是崇拜本能的弗洛伊德化文學，還是藝術世界的達達主義，或者是大行其道的意識流，都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瀰漫於20世紀最初歲月的非理性崇拜，充滿了悲壯意識。人類必須要為自己而戰鬥，我們要勇敢地承認自己被文明的外皮所包裹的內心裡蘊藏的慾望，我們也要抗爭個人在龐大的機器與社會面前表現出的卑微。弗洛伊德在《。：明及其不滿》中講得再明確不過了：“我們所謂的文明充滿著這樣多的苦難和不幸，其本身就應該受到譴責，我們如果將它全部拋棄，回覆到原始狀態，我們會更加幸福。”

我們就是抱著這樣迷惘的心態被拖入20世紀的。一方面，我們的信仰世界崩潰了，尼采已經宣判了上帝的死亡；另一方面，科學顯然無法成為我們新的宗教，同時我們已經體驗到技術對我們生活的潛在壓抑。活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人可能正經歷著馬修·阿諾德的判斷：“一個世界已經死去，而另一個還沒有生成。”

但隨後的歷史，或許令柏格森與尼采更加悲觀，在越來越複雜與細化的技術世介面前，人的生命本能表現出了極度的萎縮。這一個世紀是人的特性不斷遭受蠶食的世紀。所以，50年代的存在主義會說，我們都是“非理性的人”，因為我們不能被邏輯結構所肢解，我們所蘊涵的情感是無法被量化的；所以，馬爾庫塞會不遺餘力地批判工業社會對人的豐富性的摧殘，“我們快變成單向度的人了”；所以福柯會利用對性、瘋癲的研究來對抗科技對人的壓抑，因為一切理性與瘋狂之間本來沒有界限……他們都是本世界初反理性主義大師們的延續。

但這一切吶喊與置疑不管聲音如何尖銳都不斷地被更先進的技術所淹沒。儘管我們已經熟練地把弗洛伊德庸俗化，用尼采的格言來裝點我們的思想，而意識流的大師們喬伊斯、普魯斯特早已成為不朽……但是，我們尷尬地發現，他們對於人的內心世界的推崇卻沒有得到延續，我們被異化得逐漸忘掉自己本來的模樣。

像19世紀初一樣，一種機械的唯物主義再次把我們包圍。在這個新世紀的門口，我們遇到了比尼采、柏格森更尷尬的狀態。他們倡導的是人的生命中意志的作用，人的創造性。他們希望藉此戰勝上帝的缺席與人的精神的消沉。而今天呢，面對早已氾濫的技術革命，我們卻陷入了某種樂觀。1917年，德國人施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寫道：“技術正在成為我們新的聖父聖子，我們渴望得到它們的拯救。”今天，這句預言成為部分現實。網路科技與生物技術正在讓我們陷入一片狂喜之中，我們說，我們正在迎接一場改變歷史的革命。所以，我們也忘記了人的準則是什麼。我們已經習慣了沒有上帝的日子，而技術對我們的滲透已經讓我們足夠麻木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