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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託在明天，但是我不想去守著麥田，因為我是在城市長大的，我不熟悉農活，但我也希望“肩住閘門，放孩子們到光明寬闊的地方”。有時候，我真覺得自己是個可憐的怪傢伙，渾身是由矛盾衝突構成的，我的矛盾總是在不斷地激化，我的心態總是不明不白地陷入苦悶之中，我老是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經常對自己的理想，對自己的未來，對自己曾經無限崇敬的信仰和自己身邊的人產生一種信仰危機。

我的國家民族社會對我說“孩子你要這樣”，我的父母老師同學對我說“你是該這樣”，他們總是熱情地給我指引道路，他們總想安排一條他們以為好的道路讓我順著走下去，整天喋喋不休地對我說，“聽我的，準沒錯，你看前面就是你需要的一切”。然後，我一下子就迷惑了，我需要的是什麼，他們怎麼知道我一定需要的那些東西。我老覺得自己像一個被上了弦的機械玩具，順著自己不想走的方向一個勁地傻走。一旦我產生質疑，我問自己為什麼這麼走，或者我想停下來思考一下的時候，他們就催我，就勸我快走。我想反抗的時候，他們就說我是個壞孩子，把我當反面典型教育那些即將上路的小孩子。

我就覺得這一切實在是無聊，可我又不知道我該怎樣去表達我意思，我該怎樣向他們解釋，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願聽我說話，他們總是覺得我是個腦子壞了的孩子。然後，我就特鬱悶，我只好透過別的方式來發洩我的不滿，我開始用髒話來抒發我的情感，我找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我和她們約會，儘管我鄙視她們。我出入那些喧囂的場所，我老想滿足我自己也給你一個刺激。可是儘管這樣，我老是無法讓自己真正痛快起來，我的心裡老有些東西放不下，那些是我這麼些年來心裡所存的最美好的希望，可是他們總是實現不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才好，可我除了苦悶再也找不出別的方式，我終歸還得走他們給我設計好的道路，我還得變成一個好孩子，因為所有的人都是這個希望，而且我實在沒有力量按著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太單薄了。

我最終還是屈服了，等我將來做了爸爸，我還得讓我兒子屈服，到那時候我懷疑會像今天我爸爸那樣不遺餘力，我肯定，我不希望我兒子做個麥田的守望者，我要他上名牌學校，我要他讀法律系，我要他從政或經商，那樣才能掙大錢……

生命不息，作秀不止

未來每個人都能當15分鐘名人。

—安迪·沃霍爾

1962年8月4日，瑪麗蓮·夢露自殺於家中。一位叫安迪·沃霍爾的青年藝術家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在此之前，他剛剛舉辦了由一張張Campell湯罐構成的奇怪畫展。此時的他，正在探索一種奇怪的繪畫方式，利用絹印來複制肖像。他已經複製了貓王與伊麗莎白·泰勒等明星，而夢露那張更富個性的臉將為他帶來不朽的生命。

一位紐約作家這樣評論道：“沃霍爾創作的夢露系列絹印肖像畫猶如流水線出產的福特汽車一樣，每一輛車都與別的車相同但顏色不同……批次生產和獨一無二會有何區別呢？例如電腦，抽象的程式是唯一的，但輸出的結果卻可以無窮地複製。也許就是由於這些因素才使保羅·比安奇尼堅持人為波普藝術代表了美國第一次真正突破歐洲傳統，從而推測它是對抽象表現主義不可逆轉的反叛……”

這段評論終於將安迪·沃霍爾推到了他渴望的明星地位。長期以來，這個內心脆弱、虛榮心膨脹的藝術青年一直在等待這樣的評價，在等待成為杜魯門·卡波特（美國60年代著名作家）式的有錢有名的大人物。早在60年代初，安迪就不斷地對朋友說，將會出現一場新運動和一個新人物，同時暗示自己即那個新人物。

歷史把安迪·沃霍爾等製造的運動稱作波普美術。而今天，Campell湯罐、重複的夢露肖像已經成為上個世紀最經典的記錄之一，它與滾石樂隊與柏克萊學生運動一樣承載了美國的60年代。

而安迪·沃霍爾早已成為一個符號化的人物，他至少區域性地表明瞭，人類文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進行了顯著的變革。我們長期尊重的藝術觀念突然變得一錢不值了，新生代們叫囂著革命，打倒過去，並在頭腦並不清晰的情況下，選擇了一種混亂、喧囂、矛盾、無體系、本能，來視作新生命與新時代的標誌。安迪·沃霍爾應運而生，利用歇斯底里式的天才來不斷震驚時代。

這本平庸之作《安迪·沃霍爾傳》，提供了一些我們依舊陌生的材料。安迪所代表的氣質貫穿了60年代至今。安迪藝術手法的機械化、不可抑制的表演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