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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曾經讓我迷醉的聲音在北大已經消失殆盡了。如果說偉大的傳統往往隱藏在最微小的細節內的話,那麼這似乎也意味著北大精神的一種消亡,儘管這種精神有著正負兩面。
兩片嘴唇,分開小小的縫隙,當空氣依照空氣動力學與聲學原理轉化成一種奇怪的聲波時,它並不怎麼激動人心,最多隻是喚起了你兒時的某種回憶,或者是一種口唇期的狀態——空氣與嘴唇的輕微摩擦給你帶來了某種淺顯的快感。但是,當你置身於人群之中,並且驚喜地發現他們都與你一樣操持這種動作,而那輕微的聲音此時轉化成一種巨大的幾乎震懾人心的聲響時,你就會不由自主地捲入這種快樂之中。歡暢的空氣痛快地滑出口腔,更重要的是周圍那些和你一樣年輕的面孔,那種無法抑制的青春期的力量,那些歡笑的眼睛,這構成了一個多麼奇特的鏡頭。它蘊涵的是一種青春的揮霍,或許還有暴民式的放肆,它讓人無所顧忌地快樂。
這種聲音讓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識到我希望的北大精神。對於90年代中期入學的我來說,北大精神已經進入了歷史的灰塵之中,它停留在80年前的蔡元培時代,它是張中行筆下的紅樓點滴,它意味著一種藐視常規的自由,意味著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勇敢。但這與我無關。後來我聽到了噓聲。那是在一間寬闊的教室內,一位乏味的權威正在表達他的無聊看法。在經過最初的忍耐後,開始出現了零星的噓聲,它打破了講臺上的專制,在面對這種微弱而充滿喜劇性的聲響時,權威的聲音即使藉助麥克風也依舊顯得無力。接著,噓聲的音量開始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聽眾加入其中。臺上的權威終於忍耐不住了,他灰溜溜地下了臺。在噓聲之中敗下陣來的人頗有一些,也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噓聲的強弱成了檢驗講演者水準的尺度。那些沽名釣譽者說,北大的學生太自以為是了。相比於噓聲的尖銳,這種無聊的抗議是如此脆弱與不堪一擊。
噓聲成了捍衛我們心靈的一個重要手段,它保證我們拒絕灌輸而按照自己的口味選擇的權利,這是老北大的傳統。儘管這種手段帶有過於輕狂的一面,在很多時候,它甚至成為一種情緒宣洩的方式,蘊涵了過多的躁動。關於噓聲的爭執一直在校園進行著。是“寬容”還是“拒絕妥協”,這條界限總是很難劃清。作為一所大學,寬容的精神當然重要。但是,我們卻發現,在現行的環境下,我們寬容的不是異端的思想,而更多的是謊言與陳詞濫調。而這種所謂的寬容也更多是要求把學生變成一種沒有生氣的“乖寶貝”,而不是有理性有原則的自主的人。那麼不寬容呢,噓聲又隨時朝著一種不負責任的自由的方向發展,很多時候,噓聲沒有針對的物件,它只是為噓而噓。
沒有原則的寬容與沒有理性的自由,成為噓聲發展的兩個極致,這也是我在聆聽最初噓聲而帶來的興奮之後感到的悲哀,我們的教育從來就沒有試圖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即使在我們所無限景仰的老北大歷史中,這兩種情緒也是相互接替地鬥爭著。
但是,噓聲畢竟能夠凸現出一些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氣質,但這種氣質卻被強行地壓迫夭折了。在我聆聽了一年之後,校方開始大面積地利用行政手段來壓制學生傳統。在演出或者講演的過程中,發出噓聲的同學被記以行政處分。在1995年的新生匯演中,身著藍衣的校警在大講堂內如臨大敵,他們到處尋找噓聲的源頭。於是,這變成了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大一新生的我很為這個場面而激動。此起彼伏的噓聲,學生與校警之間的對峙局面,讓我想起了60年代的學生造反運動。這場遊戲最終以學生的失敗而告終,在接連幾位不幸者遭到了不正常的重罰之後,噓聲在校園內消退了。以至於一年後,更多人已經忘記了北大曾經如此風行這種聲音。
後來我聽說那位以中國繼承者而著名的學者來到北大,這位學者曾有過“誰罵我,誰就是與盜版書商串通”的精妙言論。他在北大受到了熱烈得過分的歡迎,據說這所學校曾經以批判性著稱,據說這裡的噓聲是最鄙視虛偽的,這種據說已經成為傳說了。那些1996年以後進入北大的學生越來越聽話,他們甚至在自己的心靈受到汙染時,沒有慾望去反抗。
十年之後,當我們這代人開始記錄“燕園點滴”或者“北大舊事”時,我希望有人可以重又回到青春期的躁動狀態,記憶起曾經如此動人或者討厭的聲音。到那時,已經被風霜抹去銳氣的我們,會變得保守,會變得害怕別人的噓聲,但是,會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噓聲,但是有一點是堅信的——這種聲音不應該用行政命令強制性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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