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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些權貴們的說法，只要日本能在戰爭得到好處，大家的日子就好過了。正是因為上層權貴們的忽悠和鼓吹，日本的廣大底層平民才會那麼心甘情願的為這場戰爭賣身賣肉加賣命。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要說好處日本是肯定拿了不少，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世界大戰中，恐怕也就是中美日三家稱得上贏家。日本得到的好處，也就是僅次於中國和美國，但是很遺憾的是，這些戰爭紅利全都被權貴們吞了，底層屁民們毛都沒得到一根。

日本是一個壟斷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殘餘相結合的國家。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每逢一次戰爭，日本的壟斷資本主義就獲得一次飛躍的發展。日本權貴豪門就是這樣靠戰爭喂肥的，他們的財富都是沾滿著血汙的。

國內工業的極大部分掌握在極少數大壟斷資本家手裡。例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財閥，在日本經濟生活中起著很大的支配作用。在另一方面，農村中地主佔有全國一半左右的土地，而70％的農民沒有一點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成為日本農村中階級對立的一個尖銳對比。日本地主向農民徵收地租，採用最落後的實物地租形式。不論豐年或歉收，農民要把全年收穫的一半甚至3/4向地主繳租。由於地租高昂，加上生產技術落後，日本農民通常只能向地主租入小塊土地進行耕種。其結果是日本農業生產力得不到發展，廣大農民群眾不能不長期掙扎於飢餓線上

這種殘酷的剝削在城市工業中也同樣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例如：在工廠裡還保留有實物工資和以勞役償還債務的制度；對女工和童工的殘酷剝削，更是資本家降低成本、獲取高額利潤的主要手段。尤其殘酷的是在工業中廣泛地採用奴役性的包工制。

這種包工制的辦法就是資本家在農村裡招募窮苦人家的子女，把他們帶到礦山或工廠裡做苦工，按照契約先付給招募來的人的父母一點錢，以後再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於是資本家的奴隸。在他們的宿舍周圍，像牢獄一樣砌起高牆，門口經年不斷地有門崗把守著。工人們不能外出，父母寫來的信也要被資本家拆閱。在宿舍裡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張席子的睡處，並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編在一組，輪流睡覺。包來的工人在這種牢獄般的宿舍裡，最多隻能勉強生活5年。根據1919年紡織企業的調查，有70％的女工由於生病而離開了，20％逃跑了。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工人階級同壓迫他們的剝削者間進行的鬥爭愈來愈激烈。1897年，片山潛創立了職工會籌備聯盟，以後組織了五金工人、司機、印刷工人和工會。日本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在片山潛的領導下開始發展。與此同時，日本農民也自發地組織起佃農農會，展開了減低租佃的鬥爭。

日俄戰爭後，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起來。為了扼殺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謂暗殺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大批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並處死了上百人。

在殘酷的鎮壓中，高層權貴們的氣焰更加高漲，更加恣意地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況來說，日本工人階級的勞動時間普遍地長達12至14小時，甚至達到16小時，但工資收入卻極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資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過9角2分；當時每升米的價格卻為5角3分。甚至連極少的工資也不全額髮給工人，工資中的一部分還常被各種罰金吞沒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紡織部門的工資中，罰金就佔去了20％到50％。

農民的痛苦情況比工人還要多些。佔有小片土地的農民不但要負擔佔收入30％以上的重稅，而且還要受資本家“剪刀差”（用高價的工業成品，交換廉價的農產品和原料）的剝削，因而不斷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變為地主的佃戶。至於向地主租賃土地的廣大農民受的剝削更重，境況自然更為艱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農民啃樹皮、吃草根已經不是新聞了，賣兒鬻女的更是到處可見。

因此在一戰進行的期間，日本就爆發了一次規模浩大的“米騷動”。起因就是1919年6月，日本宣佈增加向歐洲和非洲派軍，訊息傳出後，米價就開始飛漲了。5月份的米每升的價格是1角6分，到了6月5日就漲到了3角8分，隨後天天都在漲價，到了6月11日，米價漲到了每升5角5分。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經濟結構，因為日本的經濟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