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部分(第1/4 頁)

夫人、李紳之母盧氏也都是這樣。

《舊唐書…元稹傳》載：“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新唐書…元稹傳》載：“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

《舊唐書…李紳傳》載：“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新唐書…李紳傳》載：“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

元稹、李紳二人均早慧且成為唐代著名詩人，她們的母親功不可沒。在唐代，這樣的奇女子還有許多，可惜的是她們的事蹟史書多不傳。

唐代民歌也極為繁榮，尤其江南地區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詩》彙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間詩歌教育之盛可見一斑。民歌的繁榮也給唐詩帶來很大影響，如皎然、靈澈等人生活在民歌興盛的吳地，他們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潑樸素的特色來寫詩。劉禹錫多次被貶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民謠進行詩歌創作，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創作的詩篇。

詩歌在唐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極其廣泛，連當時寺院宣講佛經的“講經文”也多采用韻文形式。講經文在講說時大量採用賦體的形式鋪陳描寫虛幻世界，在詠唱時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詩體，使講經過程富有藝術感染力，而為僧俗民眾喜聞樂見。還有一種篇幅較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講經之前所唱誦的敘述經文大意的七言韻文，其性質與後來話本的“入話”、彈詞的“開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敘事詩。“講經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勸善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與傳統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變文”是民間流行的一種與“講經文”類似的韻文體曲藝作品，其文辭韻散相雜；唱詞有七言體，有六言體，還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內容或演唱佛經故事，或演唱歷史故事，或演唱民間傳說，或演唱當時重大事件。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文》、《伍子胥變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張義潮變文》和《張淮深變文》等。而歷史故事多帶有傳說色彩，民間傳說常涉及歷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滲透。這些作品往往宣揚忠孝觀念，讚美英雄人物，懲惡揚善，表達了人民群眾的良好願望，在當時受到普遍歡迎。目連救母的變文在唐代流傳甚廣，相傳張祜曾戲稱白居易《長恨歌》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二句是“目連變”（《本事詩》）。從“變文”的影響和作用來看，它也是民間詩歌教育的一種有效的形式。

“講經文”和“變文”具有的韻散相間、有說有唱的形制，對後來的說唱文學、戲曲文學和各類小說的影響極為深遠。後世話本小說中常常夾雜許多詩詞的現象、古典長篇小說往往夾雜許多詩詞歌賦的特點，都與“講經文”、“押座文”和“變文”的影響密切相關。追本溯源，可以發現，詩歌對其它文學形式的影響是多麼深遠！

唐代的詩歌教育還波及周邊鄰國。唐詩在日本廣泛流傳，白居易的詩尤其受到日本人喜愛。唐都長安是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羅等國家紛紛派遣留學生來長安學習，一些留學生也成為寫詩能手。如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侶，漢名晁衡，與李白結下深厚友誼，李白曾因聽到他渡海回國而遇難的傳聞而深情寫下《哭晁卿衡》一詩。新羅留學生崔致遠12歲入唐求學，18歲考中進士，曾寫下大量詩文，其文集《桂苑筆耕》流傳至今。中日詩人歌吟兩國友好的詩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詩人歌詠兩國友誼的詩篇至今尚存70餘首。唐文化以儒學為核心，經留學生的學習和傳播，儒學在日本的影響也相當大。如日本在大學寮設明經科，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為教授課本。

宋元明清時期的詩人，絕大多數都曾受到過唐詩的影響。如北宋初的“西昆派”專學李商隱；北宋後期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派”則把杜甫奉為祖師。南宋後期詩人爭學晚唐五言律詩，而北方的金元詩人都學中晚唐七言律詩。明代中葉興起的復古運動甚至以“詩必盛唐”相號召，前後七子都標榜盛唐詩法，以此為學詩的最高境界。可見唐詩的影響是多麼深遠！

第三節五代時期的詩歌教育

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後梁以後，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短暫的分裂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