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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至少到了西漢後期，五言詩形式在民間已經普遍流行。由此可見，西漢時期民間的詩歌教育也是很發達的。

不過，五言詩在西漢始終沒有成為通行的主流的詩歌形式，直到東漢以後才逐步興盛起來。從此，五言詩逐漸代替了四言詩，在以後的兩千年裡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詩形成的過程同樣很長。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在戰國時期已經很常見。從現存資料來看，七言詩在西漢前期似並無發展，至西漢中期方顯示明顯的進步。武帝時由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門》、《景星》三章，均含有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後半部分十二句則完全是七言。像這樣集中連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詩，在過去是沒有的。《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見漢武帝時代已經存在“七言詩”這樣的概念。相傳為武帝君臣聯句寫作的《柏梁臺詩》，則是完整的七言詩。不過，七言詩的優越之處得到充分發展，從而成為流行的詩體，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

司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備了七言詩的形式。其一是：“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為妃。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餘悲。”

《文選》注引劉向的《七言》詩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詩歌，不帶雜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韻。其內容亦有新穎之處，如“朅來歸耕永自疏”、“結構野草起屋廬”、“宴處從容觀詩書”、“山鳥群鳴我心懷”，寫隱居的日常生活和閒逸心情，這是以前和同時代的詩歌中所沒有的，而在魏晉以後的詩歌中成為重要題材，成為田園詩歌的最早源頭。

由於秦代焚書坑儒，再加上秦漢之際戰火不斷，儒家典籍儲存下來的太少，經籍的整理和傳授都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漢代經書的講解和傳授最重師法、家法和依據。經籍中的語言多是先秦的書面語言，和漢代口語差別很大，再加上當時書寫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書非常困難，所以，記誦是一種很好的補救辦法，治經的人必須透過記憶和背誦來學習，因此，當時的教育注重記憶和背誦。在學術傳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條件下，要防止杜撰經文和主觀臆斷的解說，有效的保障就是嚴格辨明師傳體系並恪守師說，這種重師法、重依據、重記誦的漢代學風，對當時詩歌教育的普及帶來了一定影響。

秦代曾經焚燬民間儲存的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並未完全失傳。《漢書…儒林傳》記載：“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孝惠、高後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字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由於《詩經》是士人普遍熟悉、易於記誦的典籍，所以到漢代又得到廣泛流傳。《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魯之申培，齊之轅固生，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魯、齊、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魯詩、齊詩、韓詩三家均有眾多弟子，尤以魯詩為盛。

《漢書…儒林傳》載：“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