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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的楚國，也有十分發達的詩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國誕生了以偉大詩人屈原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和以偉大詩篇《離騷》為代表的《楚辭》。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周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併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物產最富饒，國力最強盛，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最後楚雖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從春秋中葉開始，楚國與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經日益頻繁，在《楚辭》、尤其在《離騷》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產於中原的聖賢譜系。春秋戰國時代，北方以《詩》、《書》、《禮》、《樂》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物件。《左傳》就有記載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多個例子。這說明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到了楚國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終於孕育出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對《楚辭》的滲透和影響。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儘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經十分頻繁，但楚文化仍舊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點。楚辭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楚國音樂舞蹈十分發達。從《楚辭》等書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採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楚地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到當地兒童所唱的歌謠：“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越國舟人的唱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與中原歌謠顯著不同，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響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

《楚辭》與《詩經》之間存在著地域文化的重大差異，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顯著不同。《楚辭》中詩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詩經》裡的長；《楚辭》的文辭華美多采，不同於《詩經》文辭的簡樸自然；《楚辭》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語言節奏富於變化；《楚辭》多奇思異想和神話色彩，不同於《詩經》大體侷限於現實生活人和事的範圍。楚國沒有形成北方那樣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體意識比較強烈。豐饒的物產、多變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養楚國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終存在的人神共處的巫文化，更容易導致楚國詩人產生奇幻的想象。

屈原（約公元前340—約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國的同姓貴族。屈原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官為左徒，是楚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後因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進讒，於是懷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後，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由於在內政外交上與懷王、頃襄王發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誣陷，導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頃襄王21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軍又進一步入侵。屈原於悲憤交加之中，自沉於汨羅江。

屈原的作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