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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學雖然總體上不能與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數量遠遠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價值。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權實行漢化政策、重視教育的結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後，歷代統治者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儒家禮法，推廣使用漢語，重用漢族知識分子，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時，邢邵以文名傾動京師。由魏入齊後，官至中書監、國子祭酒，地位很高。詩人魏收由魏入齊後，頗受重用，官至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北朝歷代君王和上層貴族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對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滯留西魏時，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周代魏後，更遷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侯爵，被尊為文壇宗師，受皇帝禮遇，與諸王結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門第與文才受到重視，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與庾信同為北方文壇的宗匠。當時北周與陳朝通好，允許南方流寓人士歸還故國，因庾信與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堅決不准許兩人南歸。北朝政權對文士的尊崇可見一斑。

北朝政權在逐漸漢化的過程中，接受了兩漢魏晉以來的教育制度，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然政權興廢不定，學校也時設時罷。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後又別立太學。國子學曾一度改稱中書學，郡學也稱太學。孝文帝、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小學，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三學並立之制。北朝政權在都城和各地設立官學，尊崇孔子，學習儒家經典，推廣儒家學說，《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魏書…薛辯傳附子謹傳》載：太武帝拓拔燾時的河東太守薛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漢末魏晉以來儒學地位下降的趨勢卻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如著名詩人邢邵曾任中書監、國子祭酒，直接負責中央官學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歷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較深厚的儒學修養，普遍熟悉儒家典籍，並能吟詩作賦；受到兩晉老莊風行的影響，他們往往還學習《老子》、《莊子》等古代典籍。《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陰平國遣使朝貢。丙寅，幸靈泉池，與群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於京師。”“（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孝文帝不僅精通“《五經》之義”，“善談《莊》、《老》”，而且“詩賦銘頌，任興而作”，能與群臣一起賦詩，其文化修養可謂深厚矣。《魏書…鄭羲列傳附子道昭傳》還記載了孝文帝與諸大臣賦詩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從徵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廢帝元恭也能作詩。《魏書…前廢帝紀》載：前廢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這首五言詩表達了他被逼迫退位時無可奈何的心情。

東魏孝靜帝能文能武，頗好文學，連他的妃子也能吟詩。《魏書…孝靜帝紀》：“帝好文學，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逾牆，射無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