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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鹹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鹹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裡晉書”。”《南史…劉勔傳附繪子孝綽傳》也有同樣的記載。

不僅文人詩歌十分繁榮，南朝時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於三國東吳，迄於陳，留存總數近五百首，按地域分為“吳聲歌曲”和“西曲”兩大類。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樓和貴族宴會上由歌女們演唱的風情小調，內容與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漢樂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寫男女之情，絕大多數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對男子的愛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統治區域的社會風俗狀況。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為主，其餘的四言及雜言詩篇幅也很短小，其語言明快動聽，善於運用雙關隱語，或樸素自然，或淺俗鮮麗，具有鮮明的民歌情調，表現了較高的文學素養和修辭技巧。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詩歌教育十分發達。

南朝文人詩歌創作受民歌影響很大，雅俗結合漸漸成為從鮑照到齊梁間的文人詩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專門描繪女子美麗體態容貌的歌曲與宮體詩的興起有直接關係。南朝民歌中佔主導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對五言絕句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後繼續影響著文人的創作。大詩人李白的很多短詩以清新自然見長，就與學習南朝民歌有直接關係，如他的傳世名篇《靜夜思》與《子夜四時歌》中“秋風入窗裡”一篇十分近似，傳承關係十分明顯。直到清代為止，歷代文人模擬南朝民歌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此可見，南朝民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十分深遠。

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繼魏晉之後又一個迅速發展時期，南朝詩歌的繁榮，雖得力於上層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但與詩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關的。南朝時期的政權性質與兩漢政權並無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學地位雖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

南朝時期學校教育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為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雖然南北方戰爭和內部政治鬥爭不斷，但上層統治者仍然十分重視教育。南朝宋文帝時，在官學中首設文學館，主要進行專門的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活動，詩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項內容。“九品中正制”的繼續實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權和優先仕宦的特權，因而，社會上層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詩歌創作和詩人群體也就主要產生於宮廷和士族內部。由於上層統治者的提倡和對文士的重視，雖然庶族子弟縱使品學兼優也地位低下，但是，他們接近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仍然是讀書做官，因而私學進一步發達。學習詩文寫作成為當時的社會時尚。謝靈運的山水詩文辭幽美，冠絕一世，人們爭相傳誦。《宋書…謝靈運傳》載：“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出身寒微的鮑照就以因向臨川王劉義慶獻詩而知名當世。吳均的五言詩質樸豪邁，被當時文壇稱為“吳均體”，成為學詩的榜樣。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重視文學教育，詩歌等文學教材受到學子的重視和歡迎。雖然《詩經》仍然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與經書相比，由於詩賦文章押韻好讀，所以常作為學童閱讀初級教材。由於社會需要，學校教育重視寫作訓練，尤其重視駢文與詩歌的寫作教學，要求學生要學會用典使事，寫作詩文要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如何遜八歲就能寫詩，後成為梁代著名詩人。

得益於詩歌的興盛，南朝也出現了一群女詩人。《詩品》卷下中列入了兩位女詩人：宋朝的鮑令暉、齊朝的韓蘭英。其他較著名的還有齊朝的蘇小小和梁朝的劉令嫻、沈滿願。

《詩品》卷下中，鍾嶸說：“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雲：‘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雲：‘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鮑令暉、韓蘭英能被鍾嶸列入《詩品》，可見二人在當時的影響甚大。鮑令暉曾有《香茗賦集》刊行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