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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神權、王權的激烈的黨爭，亦使人對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設教”作用和效能不無懷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創此類宗教，故而只能居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稱帝。周王稱為天子，是後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無此類證據。

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武王發所延續下來的稱王的習慣，被其不自覺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現商紂王、帝紂這些滑稽的稱謂。

那麼，在周人的歷史中，帝辛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其罪狀又有哪些呢？

周代的官方書沒流傳下來，而儲存下來的政治文典《尚書》中，有三篇記錄帝辛罪狀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觀兵孟津時的檄文，一篇是《牧誓》，商、周牧野大戰前的戰鬥動員令，一篇是《武成》，是周武王戰勝後祭天祀的祭文。

關於《尚書》，有古文《尚書》、今文《尚書》之爭，有古文《尚書》的真偽的大爭論。自明、清以來，古文《尚書》幾已被定為偽書。

雖然，這本戰國時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這是彌足珍貴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後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會、政治，均是以此書為階梯，比如說司馬遷《史記》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書而勾勒。

在《尚書》中的三篇討商文誥中，《武成》作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為正規、鄭重的，可信度應當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說“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為戰前動員講話，極力詆譭敵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實度已難以言說。這種戰爭檄文的不足信，以唐代駱賓王為徐敬業的《討武盟檄》即可窺一斑。帝辛在這樣的文誥裡，形象自是不堪。

在《尚書·武成》時，所描寫的是：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到了《尚書·牧誓》中，罪狀便多了起來：今商王受，惟婦人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於商邑。

而到了《尚書·泰誓》，就頗有罄竹難書之勢：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於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眼，以殘害於爾萬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婦。……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瓷盛玩於兇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治其侮。

（《尚書·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暱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作，脅權下滅；無辜籲天，移德彰闖。（《尚書·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點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朝涉之脛，剖哭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黷師綠；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尚書》的抨擊，到了司馬遷的《史記》便化為史實。

通觀帝辛的罪狀，有幾點引起人們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狀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遠，帝辛的罪狀就越具體、詳實。三是帝辛的罪狀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狀是如此相似，幾乎如同出自一個人的手筆。這不僅令人想起了前人關於這責狀況的議論：‘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古之積毀也。’

‘其世愈後則其傳闖愈繁’正是基於此。

第一，可說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時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的模範了。

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的夏、商史。⑶

帝辛被“千年積毀”的過程，可掂量其罪狀的真偽與可信度。

帝辛的罪狀是“千年積毀”的結果，是“層累地選成”的結果，那麼，人們自然而然地要問：誰在抹黑帝辛？哪些人參與了“千年積毀”的“選謗”隊伍？仔細分析帝辛罪狀的累積過程，剖判其背後的目的與利益取向，結合“層累地造”的年代，這些人便再難躲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