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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證人就事論事地回答問題，您本人所犯下的戰爭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準——請回答‘是’或‘不是’。”

蹩腳的律師總是用是與否來刁難，頗類於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貴院授準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這一刻也笑了起來，略帶疲憊和無奈。

審判只是形式。冗長的庭審和庭外監視佔據了全部時間，他無法與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敗。

但他還不想旁觀自己的命運，偶爾會用那雙大眼睛看著我。

我則要思考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透過一位友人得知蓋倫已經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國的反諜事務。他舊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為美軍顧問。我的同事、施倫堡的得力屬下斯科爾茲內在法國間諜的幫助下逃獄，其後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東線外軍處和安全域性六處是帝國末期僅存的情報機構，在戰後的這條逃亡之路上，它們勝負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處死刑，兩年來並未執行。——是誰將我置於死地，又讓我在獄中全活，那個口齒笨拙的OSS菜鳥辦事員受誰指使？

一切跡象都指向同一個幕後主使。

“請問證人，齊柏林飛艇計劃具體有哪些行動？”

法庭審訊仍在繼續，控方律師的問題從戰爭罪轉到破壞和平罪，收穫寥寥後又進展到反人道罪。他說飛艇計劃是利用蘇聯戰俘進行爆破、刺殺等破壞活動，是恐怖襲擊。

“據我所知，飛艇計劃是在1942年末開始的，這年7月，我出任六處在東線外軍處的聯絡人，此後對總局的事務知之寥寥，關於飛艇計劃也僅止於耳聞。”我給出這樣的證詞。

“您耳聞到怎樣的情況？”他果然窮追下去。

這項計劃的負責人是埃裡希？亨格爾豪普特博士，六處東方科科長。計劃的關鍵是為戰俘提供假證件，而蘇聯的軍政部署資訊由外軍處掌管，他向我打探過是否能得到外軍處的協助。當時蓋倫在支援一位俄國流亡將軍建立軍政府，這是被元首嚴令禁止的，而施倫堡帶來了“希姆萊願意給予協助”口訊。雙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爾豪普特只對美軍透露了部分實情，否則蓋倫就會被起訴，甚至被蘇聯引渡回國。（作者並不知道，亨格爾豪普特已於1945年離世，其遺孀聲稱他拒絕與蓋倫合作——編者注）

“我聽到一些訊息源並不明瞭的傳言，齊柏林飛艇計劃是從集中營裡尋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讓他們回到蘇聯，從事反對斯大林政府的活動。”我也只講部分的事實。

“具體有哪些活動？”控方律師繞過了集中營。只要他追問下去，就會得到集中營裡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戰俘，而戰俘受東線外軍處控制的事實。

“我並不知道。每個部門都竭力保護自己的權力，不向無關部門的人透露內幕。”

“按照一貫的工作辦法呢？”

“按照一貫的工作辦法——我在此講述的僅僅是推論——地下活動是根據行動人的特長來展開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電影、撰寫傳單，工人在工會傳播外國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機利用工作之便運送聯絡人或資料……”

審訊已經偏離了要旨。當我開始談及軍人如何從事地下活動時，一位女翻譯官離席向法官說了什麼，問詢便結束了。

施倫堡被起訴的多數罪名並未成立，最後外交部審判宣判他六年徒刑，從45年算起，這樣他還有三年便刑滿。但在他被宣判的這一年，蓋倫已經成為CIA在美佔區的代理，施倫堡的努力付諸東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與東線外軍處的一些密謀分子有過來往，720事件爆發時他秘密審訊了我，錯過了接掌東線外軍處的機會。其後我們在阿登反擊戰上意見相左，他單獨去了瑞典，我前往美軍的戰俘營。

我們的光榮孤立讓各自淪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審判後我回到蘭斯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報的往往以為自己能讖知未來，我用證詞向蓋倫發出訊號，一週後，他舊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韋塞爾中校來自荷爾施泰因，面色嚴峻而手段靈活。他作為蓋倫的副手和代表人前來探監，意圖別無其他。

“我記得外軍處重建時，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